2023年12月4日，朱宪民在家中接受《人民画报》记者采访。 摄影 郭莎莎/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您时隔38年再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展览以“黄河百姓”为主题。您如何理解黄河？您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向观众传递什么？

　　朱宪民：从我拍摄第一幅照片《黄河大堤的冬天》，到2023年，刚好是60年。

　　黄河，自古以来就在中国人心中占据很重的分量，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从三江源头到入海口，黄河积聚了千里奔涌、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生活在黄河两岸的人们经历了太多的拼搏与磨难。其实黄河文化里有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每一年，我都会去记录黄河中原地区人们劳动生活的场景。伟大变革开创伟大时代，这几十年变化太大了，能够赶上这样的时代是我的幸运。

　　我出生的村子就在黄河渡口旁边。两岸的百姓为了种庄稼，有人从北岸渡到南岸，有人从南岸渡到北岸。1980年，那时候没有桥，人们都靠木船摆渡过河种庄稼、赶集。有时候遇见大风或者漩涡，很有可能遭遇翻船。现在，黄河上八车道的大桥已经有了好几座，再也看不见人们撑船划桨、摆渡过河的情景。故乡的变化太大了。

　　“黄河百姓”这个展览中展出的图片有60年的时间跨度，珍藏了三代人的记忆。我想让更多人通过我的作品了解黄河两岸百姓生活的变迁。

　　黄河百姓就是我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这些最普通的人身上有朴素真实的光彩，这些光彩反映了时代的变迁，铸就了时代的辉煌，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所以很多观众看完展览会产生共情，感受到他的父辈、祖辈是这样生活的，会有一种交融。

　　《人民画报》：展览中，最打动人的是百姓的面容，看到的是一个个人，联想到的是一个个家以及生活。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一直钟情“百姓”主题？

　　朱宪民：社会在变革，但这无关乎城市里建起多少高楼，建几个广场，建几条马路，社会的变革主要还是人的变革。从一个纪实摄影家的角度来说，我是一生都在拍普通的老百姓。百姓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他们记录了这个时代。我把百姓看作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才是创造财富的基础。一个国家离开人民那就不叫国家了，所以人民才是最伟大的、值得艺术家永远歌颂的对象。

　　《人民画报》：您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我希望100年后的人们看到我的作品后了解—原来100年前人们是这样生活的。”您怎样理解纪实摄影的真实？

　　朱宪民：我的观点是一定要去表现大多数百姓的生活。我始终强调一点—决不能找个别的、极端的现象去表现或者去猎奇。我的镜头始终对准的是85%左右这样一个群体的生活状态，这是社会的主流状态，代表着时代的特征。即使100年后，它仍然可以反映当时的真实状况。假如我们这些艺术家不将目标对准85％以上的人，而专门去找那些穷、苦、恶劣的来拍，那么若干年后，人们回头来看这段历史，就会引起很大误读。

　　《人民画报》：您说20世纪80年代对您是有颠覆性的影响，为什么有人评价您是同时代摄影人的一个例外？

　　朱宪民：1978年初，我被借调到北京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杂志的编辑。1979年，我在两个月里，陪同法国摄影师苏瓦约在新疆、内蒙古、云南等地拍摄。他的拍摄风格、工作方法让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狠下功夫琢磨他的拍摄角度、技巧以及镜头的运用。因为在当时中国大多数摄影师还处在摆拍的阶段。苏瓦约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他拍摄人们的真实生活时从来不干涉拍摄对象，这让我领悟到了纪实摄影的真谛，摆脱了摄影经历过的误区，当时我决定要重新出发。

　　正逢改革开放，我预感也坚信中国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便将镜头对准百姓真实的生活。从戴军帽到穿喇叭裤、烫发、染发，再到穿牛仔裤、补丁裤、破洞裤……我把这样的过程都记录下来了，我想用这种影像告诉后人，我们的父辈、祖辈是这样走过来的。

　　《人民画报》：很多报道中提到对您影响很大的两位摄影家是布列松和苏瓦约。从时代和摄影的角度讲，为什么布列松对中国摄影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您的创造中是否也存在“决定性瞬间”？

　　朱宪民：布列松是世界上知名的摄影师，是很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摄影师，他的画册也很早进入中国市场，他对中国的摄影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经常看布列松的作品，非常喜欢，学习他什么呢？他画面的完整性。布列松先生看的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拍摄的作品，那个时候能看到的中国照片不是很多。我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中国的文化、民情，于是他留下了大家知道的这个题词“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至于我作品的水平有多高自己也不好说。

　　我们向大师学习的内容，应根据个人的特质去取舍，不能盲目，不能绝对化。我的照片里也有决定性瞬间，但我最终追求的是用图片感动人，记录时代意义。布列松也好，萨尔加多也罢，我们都要学习，只有不断地学习他人的长处，才能不断地颠覆自己，颠覆旧有的创作理念。我最忌讳抄袭他人作品，有些作品拍出来和别人雷同我就绝对不发表。

　　《人民画报》：您认为，纪实摄影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

　　朱宪民：这么多年来，我的拍摄题材都来自基层，来自于人民。我始终认为，艺术是没有门槛的，摄影是给老百姓看的，纪实摄影是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的。

　　对于我个人来讲，摄影本身所存在的价值就是“真实记录”，这才能叫摄影艺术。摄影本身就肩负着记录时代、社会变迁的责任与使命。经常听到有人表扬其他人的照片说：“你的照片好像国画、好像油画。”我认为，这是极大的讽刺！摄影就是摄影，美术就是美术。

　　摄影本身存在的意义就是不可重复，真实地记录这个社会，这样才会真正有它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人民画报》：在您多年与国际摄影人的交流中，您认为怎样有效地、有益地用影像进行中国文化传播。

　　朱宪民：1993年，我曾经在日本东京办过《黄河百姓》的展览，同时举办了《黄河百姓》画册的首发式。当时来看展的人很多，也很轰动，他们很想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随后在美国旧金山、法国巴黎、意大利的几个展览都取得了比较好的反响。

　　我的初心是想让更多人尤其是国外的朋友可以很真实地了解中国这几十年的变化、百姓生活的改变。受众可能更愿意看到、接受贴近真实的生活状态。所以我经常讲，照片一定要有真实性，这个特别重要。照片中反映85%中国人的生活状态非常重要的。

　　《人民画报》：2016年，被问及摄影对您来讲是什么，您的回答是：“摄影是我的爱情”。今天还是这样认为吗？

　　朱宪民：摄影依然是我的爱情。什么是爱情，就是今天想和这个人在一起，明天还想和这个人在一起，这叫爱情。我这一辈子没别的爱好，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