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英说，学习芭蕾的时候，一天不练功就感觉不痛快。芭蕾是她心之所向，生命所归。
翻看影像资料，舞台上，她是第三代琼花，是白天鹅与黑天鹅，是吉赛尔，也是吉特丽。她在中央芭蕾舞团（以下简称“中芭”）塑造了多个经典形象。2009年，她开始担任中芭团长。她提出了“传承古典、创新民族、开拓现当代”的艺术创作理念，并创办了“芭蕾创意工坊”，致力于形成“中国芭蕾学派”。她的每一次转身，都是诗的篇章，带领着中芭的艺术家们用足尖的艺术讲述着中国故事。
《人民画报》：芭蕾舞艺术虽被称为舶来品，却深受几代中国观众的热爱，请您结合中芭的发展历程，介绍一下为何芭蕾舞在中国深受欢迎，有哪些重要的节点或事件推动了中国芭蕾艺术的发展进程？
冯英：芭蕾舞在中国是门年轻的艺术，它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走向复兴，正在探索发展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 20世纪20年代，芭蕾传入中国，但作为一个艺术种类真正在中国发展起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芭蕾事业的正式开端。1958年6月在中国芭蕾历史上值得纪念，在彼·安·古雪夫等人的帮助下，北京舞蹈学校第一次公演芭蕾舞剧《天鹅湖》。1959年，中国第一个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成立。
中国芭蕾先是受俄罗斯学派的影响，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得以借鉴英国、美国、法国、丹麦等国的风格和流派，博采众家之长，探索自己的民族风格。中国芭蕾舞蹈艺术家演出过古典名剧《天鹅湖》《海盗》《吉赛尔》《睡美人》等，学习、继承西方芭蕾的高超技艺，同时，又努力运用芭蕾技巧来反映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民族传统。舞剧《鱼美人》从中国传统舞蹈中吸取艺术灵感，是最早的民族舞剧。1964年，中国芭蕾迎来了里程碑式的作品—《红色娘子军》。这部作品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更使中国芭蕾走向世界舞台。自那时起，中国芭蕾艺术家们一直沿着《红色娘子军》开创的特色艺术之路探索前行，用芭蕾艺术传递中国人的情感。从20世纪70年代的《沂蒙颂》《草原儿女》到后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牡丹亭》《鹤魂》《敦煌》等作品，中国芭蕾始终在尝试融入中国传统元素进行创作，深受观众喜爱。我们也在编创自己的交响芭蕾，像《世纪》《欢乐颂》。一路走来，我们都在创作让观众能产生情感共鸣的作品。中芭推出的《红楼梦》也备受瞩目，从2023年3月至12月已演出50多场，充分反映了观众对于具有民族情感表述的芭蕾作品的需求和热爱。
回顾中芭65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从对古典芭蕾的掌握到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芭蕾作品，再到尝试现代芭蕾的创作，中芭一直在沿着自己的特色艺术之路不断探索前行。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们坚持不懈、自强不息，始终秉承着对芭蕾舞艺术的热爱和执着，不断传承与创新，用才华和激情，为中国芭蕾舞的发展注入了生命力。
《人民画报》：在您看来，中国芭蕾舞艺术之于世界芭蕾有怎样的特点？优势是什么？
冯英：一个剧团，无论大小，都需要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风格。中芭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创造具有本土特色艺术风格的使命。
我们所说的“传承古典、创新民族、开拓现当代”三足鼎立的艺术理念也是我们的创作特色，即在传承古典芭蕾的同时，融合中国的民族元素，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芭蕾舞作品，并不断探索当代芭蕾舞的创新。
对于中芭的演员来说，无论是演绎古典芭蕾或是世界经典作品，都要有精湛的技艺和出色的表现力。像约翰·克兰科的《奥涅金》《罗密欧与朱丽叶》、约翰·诺伊梅尔的《小美人鱼》等都享誉世界，这些编导大师对演绎他们的作品有着极高的要求，我们在演绎之前都经过了他们的严格考核，赢得了这些大师的认可。在演绎世界经典作品的这一范畴里，我们有着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也是世界一流方阵中的一员。
当然我们也明白自己存在不足。在顶尖演员方面，我们的比例可能稍微少了一点，但我们的整体实力比较强，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比如《过年》，采用了《胡桃夹子》的旋律，展现的是中国人欢天喜地过大年的场面。当我们带着这个作品走出去的时候，观众们对旋律耳熟能详，中国的风土人情被全方位地融入表演中。在巴黎演出时，场场爆满，观众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改编得很有特点。我们注重以情感和故事来引领舞蹈，在《过年》中，我们呈现的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过年，年与十二生肖的关系等，丰富的造型也表达了我们美好的祝福和愿望。这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胡桃夹子》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我们的作品新颖而有趣。这就是我们独特的艺术表达，只有我们有，别人没有。
这些年我们也创作了现实题材的作品，通过故事和人物来展现中国人的审美和理念。像《鹤魂》是关于徐秀娟的故事，她为了保护生态，做出了不平凡的牺牲和付出，展现了当代青年的志向和忘我精神。我们中国人注重精神驱动和内在表达，在《鹤魂》中，我们将现实题材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展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理念，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
当我们的作品走出国门，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德国，都受到了观众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些作品像一幅幅中国画，充满诗意和浪漫情怀，所以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是我们创作的根基。同时，我们的作品也需要具有世界性，能够引起国内外观众的共鸣，其实人性的美好是有共通之处的。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人民画报》：在“开拓现当代”方面，中芭做了哪些努力？
冯英：随着时代的发展，芭蕾舞艺术也在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创新。在这一点上，中芭走在了前沿。一个剧团要与时俱进，就必须关注当下，反映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也在尝试将科技与艺术相结合，创作出具有超现实意识和探索性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中芭的年轻人成为了中坚力量。他们试图通过抽象的、非具象的肢体语言，传达出内心深处的思考和情感。这种尝试，既是对传统芭蕾舞的挑战，也是对观众审美观念的拓展。
当代芭蕾舞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观众可能更多地是以欣赏者的身份来观看作品，站在外围感受其中的美。然而，当代艺术却为观众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带来了更强烈的参与感。尤其是那些抽象的作品，通过独特的舞蹈语言和舞台表现，向观众传递着强烈的情感和信息。这也考验着观众的观察力和感受力，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成为了作品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对作品有更深层的理解和领悟，更能够体会到作品所传达的情感和内涵。
中芭的创意工作坊为年轻的芭蕾舞演员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探索艺术的平台。在这里，他们可以尝试各种前卫、实验性的创作，不断突破自我，寻找新的艺术出路。然而，这种创新并非易事。它需要艺术家们具备超前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和勇于尝试的勇气。同时，它也需要观众具备相应的审美水平和接受度。因此，中芭在创新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与观众的紧密互动，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带领观众进入一个新的艺术境界。
总的来说，中芭在现当代芭蕾舞的创作上，展现出了强烈的超前意识和探索精神。我们用自己的作品，预示着未来芭蕾舞艺术的可能性和发展方向。
《人民画报》：您是如何与芭蕾结缘？您演过中央芭蕾舞团所有保留剧目的女主角，您在表演创作中如何塑造人物？
冯英：我走上芭蕾之路，并非因为我有意选择它，而是芭蕾选中了我。在20世纪70年代，芭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陌生的概念。我的芭蕾之旅始于一次偶然。当时，北京舞蹈学校的老师到哈尔滨招生，而我恰好坐在教室里，就这样被选中了。仔细回想，这偶然中其实也隐藏着必然。我从小就热爱表演，喜欢自编自演自唱，这种善于表达的天分和表演欲可能就是我走上芭蕾之路的内在动力。最初，我并不知道芭蕾是什么，只是接到入学通知书时上面写着“舞剧系”，而我对这个词一无所知。我的芭蕾启蒙来自电影《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那时我才开始了解并喜爱上芭蕾。
芭蕾磨人同样也迷人，每天进行训练，磨练意志和耐力，这需要极强的自律。日复一日，从一开始的不了解，到喜爱、热爱，再到痴迷，到后来，一天不练我就觉得不痛快。我们那个时候要去学农，早晨五点半就要从学校出发，但我们为了练功，两点多就起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每天必须完成，否则这一天过得不完整。因为热爱，所以从来不觉得累。我也和年轻人、学生们分享这些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过程充满了惊喜和满足。我庆幸能够从事自己钟爱的事业。我相信，是芭蕾选择了我，而我也选择了芭蕾，这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相遇和相知。
在塑造角色上，以林黛玉为例，林黛玉这个家喻户晓的文学人物有着鲜明的性格，在文学、戏曲、影视作品中都有不同的展现方式。
我成长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红楼梦》的理解更靠近中国戏曲。最开始，还是越剧的形象对我影响最深。演绎舞剧《林黛玉》时，不仅代入了自己作为文学作品读者的理解，更代入了一个舞者对虚拟文学形象的舞蹈化塑造。每演一个角色都要把自己设定在一个场景当中。我联想到：我和林黛玉一样，在姥姥家长大。又因为学舞住在宿舍里，有那种孤独感。那时候自己完全是自虐的，在一个角落当中，在桌子边上靠着，体会林黛玉的感觉。林黛玉的性格本来就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当立起足尖的时候，她高洁的形象自然而然就在舞台上形成了。
《人民画报》：今年是《红色娘子军》首演60周年，《红色娘子军》被称为中芭人的必修课，《红色娘子军》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在当下，芭蕾舞演员如何去演绎《红色娘子军》？
冯英：《红色娘子军》的编排创作凝结了几代中国艺术家的心血。在舞蹈学校学习时，我们就观看这部舞剧，学习其中的片段。这部舞剧中间停演了17年，1992年复排，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我们和第一代艺术家有着比较相似的体验，比如要演战士，我们也学过军、工、农等，再加上第一代艺术家们的传帮带，我们能够很快进入角色，在巡演中得到了较好的反响。
社会在发展，人的审美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人们的生活和审美状态与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所不同。因此，在复排这部舞剧的时候，我们与李承祥老师、蒋祖慧老师等第一代艺术家们进行了一些切磋。比如对于琼花这个角色的演绎，老观众可能会觉得过去的造型和舞段更加粗犷、有力、有激情。但我们认为，如果一成不变地去演绎，观众也不一定会认同。所以，我们共同探讨如何在保持原作精神的基础上，呈现出更加符合当代观众审美的演绎。20世纪90年代，观众对于角色的心理接受度成为我们塑造人物时的重要考量。
在塑造琼花的过程中，传统的演绎往往更强调其倔强的一面。但在我们重塑这个角色时，认为她还应该有孤独、忧伤等多面性，这样才能形成更丰富的性格对比，使她的性格发展和情感变化更加合理，角色更加丰满，不再是单一的面孔，而是具有深度和真实感的人。这样的塑造方式既尊重了经典，又赋予了角色新的生命力。
一代又一代的演员在演绎经典角色时，都面临着挑战。特别是现在的年轻演员，他们距离那些经典角色的背景越来越远，因此在塑造人物时，需要融入更多现代、时尚的元素，使之更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颠覆经典，而是在保持角色核心精神不变的基础上，注入新的活力。
至于有些观众认为当下的年轻人演绎的经典角色不如早期的演员，这可能是因为观众对早期演员的表演风格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印象。然而，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标准，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表演，而是应该鼓励演员在尊重经典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为观众呈现出更多元化、更具时代特色的角色形象。这样，才能让观众在欣赏表演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艺术魅力和时代精神。
《人民画报》：对于年轻的芭蕾舞爱好者和从业者，您有哪些建议和期望？
冯英：我始终认为，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独特的外在和内在特质，这也是他们各自魅力的来源。对于中国芭蕾舞演员来说，我们期待他们不仅能成为技术高超的舞者，更能成为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表演艺术家。对于剧团来说，我们要培养更多世界顶尖的芭蕾艺术家。
在技术上，我们的演员需要有过硬的肢体语言和技巧支撑。我们在某些方面可能与西方演员存在差距，但我们不能因此气馁。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的技术。同时要心无旁骛地潜下心来，为永无止境的艺术追求而执著奋斗。全神贯注，事无不成。
芭蕾舞是一门足尖的艺术，我们的两只脚在表达情感时，需要像唱歌一样唱出来，这需要我们具备高超的技巧和敏锐的感知力，才能将音乐与舞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用肢体去传递音乐的情感，让观众看到和听到音乐的流动，感受到音乐与舞蹈之间的互动和对话，给观众带来深刻的艺术享受。当然，这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耐心，才能最终达到这样的境界。
芭蕾舞的综合性极强，它涵盖了舞蹈、音乐、绘画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培养一个优秀的芭蕾舞演员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这种投入不仅体现在金钱上，更体现在时间和精力上。一个芭蕾舞演员从学习技艺到成为剧团的一员，再到成为真正的演员，往往需要经历七到十年的时间，但他们在舞台上的时间却相对较短。所以这种艺术形式的残酷和苛刻之处，往往不在于给身体带来的伤痛，而在于舞者在舞台上绽放艺术生命的时间短。这使得每一个芭蕾舞演员都需要倍加珍惜自己的舞台时光，同时也需要将自己的经验和理解传承给下一代。然而，正是这种短暂和珍贵，让芭蕾舞更加独特和引人注目。
每一个芭蕾舞演员都在用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诠释音乐和舞蹈的内涵、去展现芭蕾舞的独特魅力。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为观众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视听盛宴。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尊重芭蕾舞这门艺术，以及那些为之付出巨大努力的演员们。
《人民画报》：对于中央芭蕾舞团、中国芭蕾的发展，您还有怎样的期待和愿景？
冯英：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不太会觉得我们一定要深挖中华文化，但是现在创作越多，越想表达的时候，越会觉得自己懂得太少了。而且中华文化宝藏挖不尽，取之不竭，这种感觉特别强烈。
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把角色塑造成活生生的人，才能跳到观众的心里去，角色也需要根据时代审美做出适当调整。我们除了要引进世界经典作品，也要创作出有国际性、当代性的原创作品。足够优秀的原创，才能证明我们活在当下。让我们中国的芭蕾艺术在世界文明中创造更多的价值、发挥更大的贡献，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