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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冯英 中国芭蕾 应时代而舞

2024-03-13      本刊记者 王蕾 田潇


  冯英说,学习芭蕾的时候,一天不练功就感觉不痛快。芭蕾是她心之所向,生命所归。  
  翻看影像资料,舞台上,她是第三代琼花,是白天鹅与黑天鹅,是吉赛尔,也是吉特丽。她在中央芭蕾舞团(以下简称“中芭”)塑造了多个经典形象。2009年,她开始担任中芭团长。她提出了“传承古典、创新民族、开拓现当代”的艺术创作理念,并创办了“芭蕾创意工坊”,致力于形成“中国芭蕾学派”。她的每一次转身,都是诗的篇章,带领着中芭的艺术家们用足尖的艺术讲述着中国故事。
  《人民画报》:芭蕾舞艺术虽被称为舶来品,却深受几代中国观众的热爱,请您结合中芭的发展历程,介绍一下为何芭蕾舞在中国深受欢迎,有哪些重要的节点或事件推动了中国芭蕾艺术的发展进程?
  冯英:芭蕾舞在中国是门年轻的艺术,它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走向复兴,正在探索发展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 20世纪20年代,芭蕾传入中国,但作为一个艺术种类真正在中国发展起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芭蕾事业的正式开端。1958年6月在中国芭蕾历史上值得纪念,在彼·安·古雪夫等人的帮助下,北京舞蹈学校第一次公演芭蕾舞剧《天鹅湖》。1959年,中国第一个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成立。
  中国芭蕾先是受俄罗斯学派的影响,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得以借鉴英国、美国、法国、丹麦等国的风格和流派,博采众家之长,探索自己的民族风格。中国芭蕾舞蹈艺术家演出过古典名剧《天鹅湖》《海盗》《吉赛尔》《睡美人》等,学习、继承西方芭蕾的高超技艺,同时,又努力运用芭蕾技巧来反映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民族传统。舞剧《鱼美人》从中国传统舞蹈中吸取艺术灵感,是最早的民族舞剧。1964年,中国芭蕾迎来了里程碑式的作品—《红色娘子军》。这部作品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更使中国芭蕾走向世界舞台。自那时起,中国芭蕾艺术家们一直沿着《红色娘子军》开创的特色艺术之路探索前行,用芭蕾艺术传递中国人的情感。从20世纪70年代的《沂蒙颂》《草原儿女》到后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牡丹亭》《鹤魂》《敦煌》等作品,中国芭蕾始终在尝试融入中国传统元素进行创作,深受观众喜爱。我们也在编创自己的交响芭蕾,像《世纪》《欢乐颂》。一路走来,我们都在创作让观众能产生情感共鸣的作品。中芭推出的《红楼梦》也备受瞩目,从2023年3月至12月已演出50多场,充分反映了观众对于具有民族情感表述的芭蕾作品的需求和热爱。
  回顾中芭65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从对古典芭蕾的掌握到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芭蕾作品,再到尝试现代芭蕾的创作,中芭一直在沿着自己的特色艺术之路不断探索前行。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们坚持不懈、自强不息,始终秉承着对芭蕾舞艺术的热爱和执着,不断传承与创新,用才华和激情,为中国芭蕾舞的发展注入了生命力。
  《人民画报》:在您看来,中国芭蕾舞艺术之于世界芭蕾有怎样的特点?优势是什么?
  冯英:一个剧团,无论大小,都需要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风格。中芭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创造具有本土特色艺术风格的使命。
  我们所说的“传承古典、创新民族、开拓现当代”三足鼎立的艺术理念也是我们的创作特色,即在传承古典芭蕾的同时,融合中国的民族元素,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芭蕾舞作品,并不断探索当代芭蕾舞的创新。
  对于中芭的演员来说,无论是演绎古典芭蕾或是世界经典作品,都要有精湛的技艺和出色的表现力。像约翰·克兰科的《奥涅金》《罗密欧与朱丽叶》、约翰·诺伊梅尔的《小美人鱼》等都享誉世界,这些编导大师对演绎他们的作品有着极高的要求,我们在演绎之前都经过了他们的严格考核,赢得了这些大师的认可。在演绎世界经典作品的这一范畴里,我们有着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也是世界一流方阵中的一员。
  当然我们也明白自己存在不足。在顶尖演员方面,我们的比例可能稍微少了一点,但我们的整体实力比较强,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比如《过年》,采用了《胡桃夹子》的旋律,展现的是中国人欢天喜地过大年的场面。当我们带着这个作品走出去的时候,观众们对旋律耳熟能详,中国的风土人情被全方位地融入表演中。在巴黎演出时,场场爆满,观众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改编得很有特点。我们注重以情感和故事来引领舞蹈,在《过年》中,我们呈现的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过年,年与十二生肖的关系等,丰富的造型也表达了我们美好的祝福和愿望。这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胡桃夹子》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我们的作品新颖而有趣。这就是我们独特的艺术表达,只有我们有,别人没有。
  这些年我们也创作了现实题材的作品,通过故事和人物来展现中国人的审美和理念。像《鹤魂》是关于徐秀娟的故事,她为了保护生态,做出了不平凡的牺牲和付出,展现了当代青年的志向和忘我精神。我们中国人注重精神驱动和内在表达,在《鹤魂》中,我们将现实题材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展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理念,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
  当我们的作品走出国门,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德国,都受到了观众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些作品像一幅幅中国画,充满诗意和浪漫情怀,所以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是我们创作的根基。同时,我们的作品也需要具有世界性,能够引起国内外观众的共鸣,其实人性的美好是有共通之处的。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人民画报》:在“开拓现当代”方面,中芭做了哪些努力?
  冯英:随着时代的发展,芭蕾舞艺术也在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创新。在这一点上,中芭走在了前沿。一个剧团要与时俱进,就必须关注当下,反映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也在尝试将科技与艺术相结合,创作出具有超现实意识和探索性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中芭的年轻人成为了中坚力量。他们试图通过抽象的、非具象的肢体语言,传达出内心深处的思考和情感。这种尝试,既是对传统芭蕾舞的挑战,也是对观众审美观念的拓展。
  当代芭蕾舞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观众可能更多地是以欣赏者的身份来观看作品,站在外围感受其中的美。然而,当代艺术却为观众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带来了更强烈的参与感。尤其是那些抽象的作品,通过独特的舞蹈语言和舞台表现,向观众传递着强烈的情感和信息。这也考验着观众的观察力和感受力,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成为了作品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对作品有更深层的理解和领悟,更能够体会到作品所传达的情感和内涵。
  中芭的创意工作坊为年轻的芭蕾舞演员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探索艺术的平台。在这里,他们可以尝试各种前卫、实验性的创作,不断突破自我,寻找新的艺术出路。然而,这种创新并非易事。它需要艺术家们具备超前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和勇于尝试的勇气。同时,它也需要观众具备相应的审美水平和接受度。因此,中芭在创新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与观众的紧密互动,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带领观众进入一个新的艺术境界。
  总的来说,中芭在现当代芭蕾舞的创作上,展现出了强烈的超前意识和探索精神。我们用自己的作品,预示着未来芭蕾舞艺术的可能性和发展方向。
  《人民画报》:您是如何与芭蕾结缘?您演过中央芭蕾舞团所有保留剧目的女主角,您在表演创作中如何塑造人物?
  冯英:我走上芭蕾之路,并非因为我有意选择它,而是芭蕾选中了我。在20世纪70年代,芭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陌生的概念。我的芭蕾之旅始于一次偶然。当时,北京舞蹈学校的老师到哈尔滨招生,而我恰好坐在教室里,就这样被选中了。仔细回想,这偶然中其实也隐藏着必然。我从小就热爱表演,喜欢自编自演自唱,这种善于表达的天分和表演欲可能就是我走上芭蕾之路的内在动力。最初,我并不知道芭蕾是什么,只是接到入学通知书时上面写着“舞剧系”,而我对这个词一无所知。我的芭蕾启蒙来自电影《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那时我才开始了解并喜爱上芭蕾。
  芭蕾磨人同样也迷人,每天进行训练,磨练意志和耐力,这需要极强的自律。日复一日,从一开始的不了解,到喜爱、热爱,再到痴迷,到后来,一天不练我就觉得不痛快。我们那个时候要去学农,早晨五点半就要从学校出发,但我们为了练功,两点多就起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每天必须完成,否则这一天过得不完整。因为热爱,所以从来不觉得累。我也和年轻人、学生们分享这些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过程充满了惊喜和满足。我庆幸能够从事自己钟爱的事业。我相信,是芭蕾选择了我,而我也选择了芭蕾,这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相遇和相知。
  在塑造角色上,以林黛玉为例,林黛玉这个家喻户晓的文学人物有着鲜明的性格,在文学、戏曲、影视作品中都有不同的展现方式。
  我成长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红楼梦》的理解更靠近中国戏曲。最开始,还是越剧的形象对我影响最深。演绎舞剧《林黛玉》时,不仅代入了自己作为文学作品读者的理解,更代入了一个舞者对虚拟文学形象的舞蹈化塑造。每演一个角色都要把自己设定在一个场景当中。我联想到:我和林黛玉一样,在姥姥家长大。又因为学舞住在宿舍里,有那种孤独感。那时候自己完全是自虐的,在一个角落当中,在桌子边上靠着,体会林黛玉的感觉。林黛玉的性格本来就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当立起足尖的时候,她高洁的形象自然而然就在舞台上形成了。
  《人民画报》:今年是《红色娘子军》首演60周年,《红色娘子军》被称为中芭人的必修课,《红色娘子军》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在当下,芭蕾舞演员如何去演绎《红色娘子军》?
  冯英:《红色娘子军》的编排创作凝结了几代中国艺术家的心血。在舞蹈学校学习时,我们就观看这部舞剧,学习其中的片段。这部舞剧中间停演了17年,1992年复排,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我们和第一代艺术家有着比较相似的体验,比如要演战士,我们也学过军、工、农等,再加上第一代艺术家们的传帮带,我们能够很快进入角色,在巡演中得到了较好的反响。
  社会在发展,人的审美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人们的生活和审美状态与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所不同。因此,在复排这部舞剧的时候,我们与李承祥老师、蒋祖慧老师等第一代艺术家们进行了一些切磋。比如对于琼花这个角色的演绎,老观众可能会觉得过去的造型和舞段更加粗犷、有力、有激情。但我们认为,如果一成不变地去演绎,观众也不一定会认同。所以,我们共同探讨如何在保持原作精神的基础上,呈现出更加符合当代观众审美的演绎。20世纪90年代,观众对于角色的心理接受度成为我们塑造人物时的重要考量。
  在塑造琼花的过程中,传统的演绎往往更强调其倔强的一面。但在我们重塑这个角色时,认为她还应该有孤独、忧伤等多面性,这样才能形成更丰富的性格对比,使她的性格发展和情感变化更加合理,角色更加丰满,不再是单一的面孔,而是具有深度和真实感的人。这样的塑造方式既尊重了经典,又赋予了角色新的生命力。
  一代又一代的演员在演绎经典角色时,都面临着挑战。特别是现在的年轻演员,他们距离那些经典角色的背景越来越远,因此在塑造人物时,需要融入更多现代、时尚的元素,使之更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颠覆经典,而是在保持角色核心精神不变的基础上,注入新的活力。
  至于有些观众认为当下的年轻人演绎的经典角色不如早期的演员,这可能是因为观众对早期演员的表演风格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印象。然而,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标准,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表演,而是应该鼓励演员在尊重经典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为观众呈现出更多元化、更具时代特色的角色形象。这样,才能让观众在欣赏表演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艺术魅力和时代精神。
  《人民画报》:对于年轻的芭蕾舞爱好者和从业者,您有哪些建议和期望?
  冯英:我始终认为,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独特的外在和内在特质,这也是他们各自魅力的来源。对于中国芭蕾舞演员来说,我们期待他们不仅能成为技术高超的舞者,更能成为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表演艺术家。对于剧团来说,我们要培养更多世界顶尖的芭蕾艺术家。
  在技术上,我们的演员需要有过硬的肢体语言和技巧支撑。我们在某些方面可能与西方演员存在差距,但我们不能因此气馁。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的技术。同时要心无旁骛地潜下心来,为永无止境的艺术追求而执著奋斗。全神贯注,事无不成。
  芭蕾舞是一门足尖的艺术,我们的两只脚在表达情感时,需要像唱歌一样唱出来,这需要我们具备高超的技巧和敏锐的感知力,才能将音乐与舞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用肢体去传递音乐的情感,让观众看到和听到音乐的流动,感受到音乐与舞蹈之间的互动和对话,给观众带来深刻的艺术享受。当然,这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耐心,才能最终达到这样的境界。
  芭蕾舞的综合性极强,它涵盖了舞蹈、音乐、绘画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培养一个优秀的芭蕾舞演员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这种投入不仅体现在金钱上,更体现在时间和精力上。一个芭蕾舞演员从学习技艺到成为剧团的一员,再到成为真正的演员,往往需要经历七到十年的时间,但他们在舞台上的时间却相对较短。所以这种艺术形式的残酷和苛刻之处,往往不在于给身体带来的伤痛,而在于舞者在舞台上绽放艺术生命的时间短。这使得每一个芭蕾舞演员都需要倍加珍惜自己的舞台时光,同时也需要将自己的经验和理解传承给下一代。然而,正是这种短暂和珍贵,让芭蕾舞更加独特和引人注目。
  每一个芭蕾舞演员都在用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诠释音乐和舞蹈的内涵、去展现芭蕾舞的独特魅力。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为观众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视听盛宴。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尊重芭蕾舞这门艺术,以及那些为之付出巨大努力的演员们。
  《人民画报》:对于中央芭蕾舞团、中国芭蕾的发展,您还有怎样的期待和愿景?
  冯英: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不太会觉得我们一定要深挖中华文化,但是现在创作越多,越想表达的时候,越会觉得自己懂得太少了。而且中华文化宝藏挖不尽,取之不竭,这种感觉特别强烈。
  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把角色塑造成活生生的人,才能跳到观众的心里去,角色也需要根据时代审美做出适当调整。我们除了要引进世界经典作品,也要创作出有国际性、当代性的原创作品。足够优秀的原创,才能证明我们活在当下。让我们中国的芭蕾艺术在世界文明中创造更多的价值、发挥更大的贡献,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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