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2岁的茹遂初。 摄影 王蕾/人民画报
茹遂初，原籍陕西三原县，1932年生于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逃难回原籍。1948年下半年初中毕业，1949年5月家乡解放后在西安参加革命工作，并于1949年10月间开始学习摄影，先后在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西北新闻局任摄影记者。1951年上半年参加干部轮训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参加青海土改工作团，以记者和土改工作队员的双重身份，在青海民族地区参加三期土改。1952年回西安后参与筹建《西北画报》，任该刊记者组组长。1954年，《西北画报》停办后，被调至《人民画报》任摄影记者，直至1993年离休。其间曾任《人民画报》编委，1987年评为高级记者。 1958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文革”后《大众摄影》复刊，任该刊编委直至2008年。1987年牵头和摄影界热心公益的朋友一起筹办第一次全国性风光摄影艺术展，除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外，还在武汉、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巡回展出。曾先后担任两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评委和第一届摄影金像奖评委。2008年牵头创办“中国知名摄影家作品档案网”并担任编委会主任。2014年被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第十届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作品先后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摄影家协会、东江湖摄影艺术馆收藏。2019年获中国外文局颁发的建局70周年终身成就奖。改革开放后曾先后主持或参与编辑过十多种用中、外文出版的大、中型画册。
因为左眼完全失明，92岁的茹遂初在电脑前工作时，常戴着单眼眼罩。带着强烈的紧迫感，他每天都要整理图片或是审阅文稿。对于我们的到访，茹老十分开心，他聊起天来颇有兴致，在他娓娓的讲述中，我们了解了这位摄影记者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经历，更领略了这位踏遍四海、心怀世界的画报人的风采。
1971年，茹遂初在八达岭长城。
1949年5月，不满17岁的茹遂初进入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工作，他当过誊写员、生活干事，也做过发稿、编辑工作，后来又成为文字记者。茹遂初还记得，那个时候他很瘦小，缺少社会阅历，文化程度也不高，和人交往会紧张，做文字记者觉得很吃力。“我出去采访的时候，人家都觉得我是个孩子，当时确有不少困难。”正好这时，西北总分社决定组建摄影科，他动心了，便鼓起勇气找到当时西北总分社的总编辑林朗谈了自己的想法。茹遂初没想到，两三分钟的谈话便决定了他的“终身大事”，从此他和摄影结下不解之缘。他并非科班出身，可他在这一行，一干就是一辈子。
1959年，内蒙古，海拉尔牧区的蒙古族儿童。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58年，甘肃临洮，引洮上山工程最艰巨的九甸峡工地一角。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63年，广东阳江的闸坡渔港帆樯林立。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76年，青海，江源地区冰川消融形成的冰桥。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65年，西藏，翻身农奴组成互助组发展生产。图为互助组在秋耕。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用镜头记录真实的历史
1951年，刚学摄影两年的茹遂初进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结业后，按照上级要求，一部分学员组成工作组前往青海，支持那里的土地改革运动，茹遂初便是其中之一。在青海，他以土改工作队员和摄影记者的双重身份，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1951年，青海民和县川口区第二乡的农民代表，用投豆的方法选举农会委员。坐在前排的是候选人。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在青海的民和县与湟中县，茹遂初参加了三期土改运动。
八九个月的时间内，他用一台135相机、十几个胶卷，拍摄了当地土地改革的全过程，这些影像也成为他拍摄的第一个大型专题。1952年，《西北画报》创刊，刊登了茹遂初的这组专题。
1952年，青海湟中县上五庄，多少年从未养过一头牲畜的土族雇农朱三白，在土改中分到一头牛。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这组影像传播深远。2006年底，茹遂初的30余幅土改系列照片，在“大众影廊”以《曾经的岁月》为题展出，随后杂志《大众摄影》和《中国摄影家》分别作了专题介绍。2014年，新浪网图刊“记忆”以《亲历中国土改》为题发表了这组老照片，网友反应热烈。此后，在诸多关于土改运动的报道中，也能够看到茹遂初的有关土改的照片。
1951年，青海民和县磨沟村回族雇农冶金财在土改中分得水地二亩五分，这是他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劳动。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土改这个专题，在摄影上并无独到之处，只是对土改进行平实的记录，但图像传递的历史信息，比文字记载更直观，也更有现场感，有助于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我想这就是纪实性摄影的价值所在。”茹遂初说。
照片承载历史，人们可以直观地看到那个年代百姓的生活状态。我希望它传递的历史信息，能够帮助人们了解那个时代，引起一些思考。”—茹遂初
新疆是个好地方
1957年，新疆和田第二小学一年级学生在上算术课。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56年，新疆，天山牧区开办了小学，二年级女生艾纳泰依（左）和她的同学开里买失在读一本有趣的书。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64年，新疆和田，在水利建设工地上的女青年。左起为墨玉县火箭公社“六好” 社员阿西汗、康玛尔汗、埃吉汗、肉孜汗和努尔汗。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57年，新疆喀什，维吾尔族工匠在制作民族乐器。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64年，新疆和田的绿洲。1958年至1964年，和田地区共修建总长达一万七千公里的干、支、斗渠，改变了和田地区干旱缺水的面貌。即使在枯水季节，绿洲到处都可以看到潺潺流水。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新疆是茹遂初去的次数最多的地方，他前后加起来去过有9次，累计在新疆度过近4个年头。1954年，《西北画报》停办，茹遂初被调至《人民画报》。1956年秋，为报道中科院综合考察队在新疆阿尔泰山开展的科学考察活动，茹遂初跟随考察队一行骑马深入今日鼎鼎大名的喀纳斯景区，探索自然的秘密。冬天，他又深入天山牧区，采访了一组牧民冬季生活的报道。1957年春，茹遂初跟随新疆荒地勘测设计局一支荒地勘察队前往塔里木盆地采访荒地调查。那次南疆之行他差不多围绕塔里木盆地跑了大半圈，先后在库车、喀什、莎车、叶城、和田等地采访报道维吾尔族人民生产、生活和当地风情。 1964年，茹遂初第四次去新疆，先在北疆的准噶尔盆地采访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和农七师开发的几处农场，又在当年10月去南疆和田采访维吾尔族农民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面貌。
西藏的新人新生活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西藏开启了历史新篇章。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人民画报》记者为西藏留下了珍贵的光影记忆，茹遂初也回忆起他在西藏的足迹。
1963年，西藏乃东县凯松乡，互助组农民在打场。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63年，茹遂初第一次去西藏时，拉萨还未通航。他乘坐部队后勤运输卡车从青海西宁出发，沿青藏公路历经10天到达拉萨。这次的任务是采访民主改革后西藏的变化。他首先去了藏北当雄牧区，恰逢一年一度的赛马会，牧民从四面八方赶来，草原上出现了帐篷城。他在这里拍摄了赛马会期间各种活动和牧民生活。
1963年，西藏当雄牧区的牧民在赛马会上表演各种马技。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当年9月，茹遂初去山南乃东采访民主改革后原凯松庄园的变化。凯松庄园曾是西藏大农奴主旺青格勒在山南地区的6个庄园之一，民主改革后，凯松庄园已改为凯松乡，他去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打谷场上，农民一边有节奏地打着连枷，一边唱着歌；也有农户已用上新式步犁；有的互助组在整修水渠，为明年的生产做准备。时任乡长昂旺告诉他，民主改革后凯松乡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196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万余斤，比民主改革前增加了一倍有余。耕畜数量也增长得很快，全乡已有耕牛80多头，比1959年增加四倍多。
1963年，西藏乃东县凯松乡，互助组休息的时候。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采访期间，他和《民族画报》记者张冠荣以及两名翻译住在当地石头砌的两层房子里，下层是牲口圈，上层是居室。因为饮食要自理，为了节约时间，他们一日两餐。早晨，两位翻译负责背水；他和张冠荣负责劈柴生炉子。“做饭我是主力，不过也只是吃饱肚子而已。但大家生活得很快乐。”茹遂初回忆道。
1963年，西藏乃东县凯松乡，第九互助组的翻身农奴。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65年，茹遂初第二次去西藏。那时西藏已通航，可乘航班从成都抵达拉萨的当雄机场。这次去西藏，茹遂初的主要任务是采访西藏自治区成立，报道西藏民主改革后的变化。他切身感受到了当地人的变化。昔日的奴隶和农奴翻身解放，过上了新的生活。为此他专门以“新人新生活”为题推出了一组摄影专题报道。
1963年，西藏乃东县凯松乡，昔日农奴的子弟在民主改革后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65年8月25日，西藏自治区成立前夕，横跨拉萨河的拉萨河大桥通车典礼。参加典礼的拉萨市各界人士在拉萨大桥上载歌载舞。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65年，西藏，民主改革后，妇女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过去只能在牛棚、马厩生孩子的藏族劳动妇女可以去医院生育。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65年，西藏，拉萨建筑工地上的藏族女建筑工人。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65年，西藏，农奴出身的白玛（右）在民主改革后成长为一位电影放映员。为了使藏族同胞看懂当时尚未有藏语配音的汉语影片，他刻苦学习对口型，现场配音。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72年，青海，位于约古宗列盆地西南缘的黄河源头。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72年，青海，河源地区帐篷小学的藏族儿童。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72年，青海，河源地区的藏族牧民在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藏语广播。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72年，青海，茹遂初（左）在黄河源采访途中。 摄影 贾玉江/人民画报
不见源头心不甘
1976年8月25日，青海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脚下的姜根迪如冰川，远处可见冰川消融形成的辫状小溪，长江就从这里开始了她的万里行程。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的工作重点为对外宣传。茹遂初提出对黄河进行连载报道，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母亲河，得到了社领导的认可与支持。 1972年8月下旬，他和编辑贾玉江一起踏上了探索黄河源头的征程。
虽然在上小学的时候，茹遂初从书本上得知“黄河发源于噶达素齐老峰”，但是却不知道这个地方位于哪里。在查阅资料时，他了解到，1952年，一支由解放军组成的河源查勘队到达过黄河源头。他们从黄河水利委员会找到了草图，但是却找不到一位曾经到达过黄河源头的人。当他们到达黄河最上游的玛多县后，县里的领导告诉他们，黄河源虽然在玛多县境内，但他们那里还没有人到过黄河源。
1976年，江源地区属高原荒漠草原，牧草低矮稀疏，已不适宜长时间放牧，只有在转场时有少数牧民路过这里。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在青海水电局和玛多县的支持下，他们很快组成了河源摄影采访组，以“不到源头心不甘”的决心，骑着马，赶着一群驮着装备和给养的牦牛，进入茫茫草原去探访黄河源头。
采访组沿着1952年河源查勘队确定的河道回溯黄河源头，他们经过星宿海，进入约古宗列盆地，在盆地的西南方向，找到了一汪从地底喷出的泉水，汩汩流出汇成了一条一米多宽的小溪，这就是约古宗列曲的源头，也就是1952年河源查勘队确认的黄河源头。茹遂初怀着激动的心情，拍下了眼前平凡无奇的黄河源头。哺育我们伟大祖国的母亲河，就是从这里的涓涓细流，汇集百川，奔流到海的。
由于地图上曾将黄河源头标在曲麻莱县的雅合拉达合泽山，为了验证这一说法是否正确，采访组继续西行进入曲麻莱县，登上了雅合拉达合泽山，由于地形的关系，雅合拉达合泽山与黄河水系无关，更非黄河源头。他们在当地了解到，雅合拉达合泽山的名称也有错误，应该为雅拉达泽山。
这一次，茹遂初和采访组在青藏高原一待就是月余，陪伴他们的是瞬息万变的高原气候和意料之外的困难。一会儿晴空万里，强烈的紫外线照得人的皮肤像火烤一样；一会儿又风雪大作，草原变成白茫茫的一片，让人倍感无助；奔流的河水前，马儿不愿意下水，随行的藏族民兵便把摄影设备扛在肩上，拉着马儿强渡；带着的大米沾上了煤油，他们就清水煮面，夹生的面条果腹……虽然艰苦，但是回想起这段路，茹遂初却津津乐道。“记得有一天下雪了，我们赶不了路，就在帐篷里休息。没有其他事情做，我就提议炸个油饼吃吧。我们带了个装器材的木头箱子，我就用那个箱子的盖儿当案板，把酒瓶当成擀面杖。当时很艰苦，但也很有乐趣。”
这一次采摄的《黄河源头行》，作为1973年第6期《人民画报》“大河上下”专栏连载的开篇，用八页彩色版刊出。那时《人民画报》连同四封也只有44页。然而遗憾的是，在采访回途的路上，茹遂初从马上摔下，腰部受伤，没能参加黄河系列的后续采访。谈到这里，他还喃喃地说：“幸好，相机正好滚落在草甸凹里，没有摔坏。”
探访姜根迪如冰川
1976年，青海，江源地区的藏族牧民在帐篷里看小电影。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在完成黄河源头的采访任务后，茹遂初心里又有了另一个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能重登青藏高原，探寻长江的发源地。
1976年，在茹遂初的倡议和努力下，梦想终于成真，茹遂初作为联合考察采访组的一员踏上了前往青藏高原探寻长江之源的征程。当时，关于长江源头并无确切的测绘记录，采访考察组的专业人员，只能根据当时能够找到的资料，比较各种说法，并参照国外出版的卫星地图和卫星影像图，根据“河源唯远”的原则，把沱沱河的源头作为摄影考察的重点目标。
这一次探访长江源头，工作条件比去黄河源时有了很大的改善，在有关单位的支持下，装备了越野汽车，但在茹遂初的回忆中，有的时候“汽车还不如马匹管用”。十轮传动的牵引车在草甸上很容易擦破草皮，而草皮下面就是泥沼。“幸好我们准备了木板，每次陷车，我们就把木板垫在泥巴里，让车轮走出来。因为海拔很高，年轻的战士们忙活两三分钟就累得不行了。”就这样，车队走走停停，有时一天只能走出去十几公里。最后，驾驶排长说：“不能再往前走了，汽油消耗太大，再走下去就没油了。”而那时，距离终点还有一段距离。好在他们出发前向当地沱沱河的公社租用了马匹，并将采访队分成两组，茹遂初所在的这支小分队，骑马沿沱沱河向南行走了两天，越过连绵不断的沼泽地，终于在1976年8月23日黄昏，到达朝思暮想的大江之源—唐古拉山格拉丹冬雪峰下的姜根迪如冰川。
到达姜根迪如冰川的那天晚上，茹遂初蜷缩在睡袋里，思绪万千，兴奋、压力，再加上高原反应，让他久久难以入睡。谁知天公不作美，第二天是个大阴天，无奈他只好利用这个时间熟悉周围环境，并选取了一个俯瞰姜根迪如冰川比较理想的角度。
第三天，茹遂初钻出帐篷一看，万里晴空，阳光照在冰川上闪闪发光，这让他非常高兴。距离预定的拍摄地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路程，但海拔已近6000米。他清楚地记得，这段路他走了接近两个小时，每走几步，就要停下喘口气。
茹遂初走到预定拍摄地点，他首先拿出哈苏相机拍反转片。取景之后发现，需要四张接片才能比较完整地把雪山、冰川、辫状小溪收容进来。于是，从小溪开始，“噼啪”“噼啪” 摁下快门，但是拍到第四张的时候却摁不下去了。他一看，这一卷胶片用完了。“这是我采访过程中一次教训，我应该事先检查片子还有多少，要是只剩下三张，就应该新装一个卷子。幸运的是，我这三张是从辫状小溪开始拍的，要是从最开始的雪山、冰川拍的话，就无法拍到小溪，会逊色得多。”
当时，茹遂初来不及懊悔，赶紧拍了黑白片和135彩色负片。就在装彩色反转片的时候，云彩很快就涌上来，天霎时阴了下来，再也没有变晴，于是他拍摄的这张彩色反转片成为了 “孤本”。1977年第4期《人民画报》在“万里长江”专栏连载的开篇中，就用了这幅照片以跨页的篇幅刊出，第一次向国内外读者展现了长江源头壮丽的自然景观。
2010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探索·发现》专栏主持人曲向东为了呼吁人们关注全球气候变暖，推出“二度计划” 的摄制。他带着茹遂初拍摄的这张照片，和摄制组前往长江之源，在当年茹遂初拍摄这张照片的同一视点拍摄了一张姜根迪如冰川的现状，两张照片对比，冰塔林立的姜根迪如冰川几乎消融殆尽，再也看不到当初的壮丽。
通过这次对长江源头的探索性采访和考察，并经有关部门确认和批准，《人民画报》在《大江之源》的专题报道中首次公布了长江的发源地在唐古拉山的格拉丹东，经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现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前身）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精确量算，长江的长度由5800公里修正为6300公里，成为了世界第三大河。
丝绸之路的文化印记
拍摄于1978年的莫高窟。莫高窟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敦煌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现存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茹遂初开始接触“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时，就萌发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在《人民画报》上开辟专栏连载的想法。
1971年，茹遂初在王冶秋同志的委托和帮助下，拍摄了一组新疆出土的汉唐时期丝织物残片，并编辑出版了《丝绸之路—汉唐织物》画册。《人民画报》1972年第3期“中国古代丝绸和‘丝绸之路’”专题报道中刊登了茹遂初拍摄的这组照片。报道由考古学家夏鼐撰文，夏鼐教授在文章中提到：“直到近代，这条‘丝绸之路’一直是横贯亚洲的贸易要道，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途。”
三彩骆驼载乐俑，唐代，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驼背上载着五人的乐舞班子，三人深目高鼻，胡须卷曲，为中亚或西亚人的形象，另两人则为汉人。这件三彩骆驼载乐俑，形象生动地说明当时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拍摄于1978年。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丝绸之路一直是东西方进行友好交往和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陆上交通通道，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见证着人类文明的交融与进步，是古代东西方友好交往的象征。”—茹遂初
有了这次拍摄经历，茹遂初对丝绸之路更加感兴趣。他倡议在《人民画报》上以专栏连载的形式报道丝绸之路，得到社领导的支持。1978年至1979年，他与几位同事一起承担了 “丝绸之路”专栏连载的采访任务，并制定专栏连载的规划和选题。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采访工作启动。
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东晋丝织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拍摄于1979年。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1978年、1979年，茹遂初先后在陕西、甘肃、新疆采访，在丝路专栏连载中发表的专题有：绪论—“丝绸之路”（见《人民画报》1979年第6期）、《古代东方名城—西安》（见1979年第7期）、《嘉峪关行》（见1980年第2期）、《丝路明珠》（见1980年第3期）、《天山脚下》（见1980年第5期）、《火焰山下》（见1980年第7期）、《南下塔里木》（见1980年第8期）、《库车—古龟兹》（见1980年第9期）。《丝绸之路纪行》在《人民画报》共连载了20期，随后，在画报连载的基础上，又编辑了《丝绸之路》画册，由《人民画报》与法国的一家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法文版《丝绸之路》。
1979年，新疆库车库木吐拉石窟新2号窟窟顶壁画。 摄影 茹遂初/人民画报
在这次漫长的采访中，茹遂初在相关单位的支持帮助下，拍摄了大量有关丝绸之路的遗存和出土文物，这些珍贵的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古代东西方文化和经济的交流。
在这次丝路采访中，令茹遂初高兴的是，有极少数尚未公开发表过的珍贵文物，是第一次通过《人民画报》和读者见面的，如在西安拍摄的唐三彩奔马，在新疆库车库木吐拉石窟新2号窟拍摄的13菩萨窟顶壁画。
梦想与年龄无关
1985年《丝绸之路》画册出版后不久，茹遂初又参与了《人民画报》与美国一家出版公司合作出版的《中国出土文物》大型画册的编辑工作。从此，除摄影采访，他开始积极参与历史文化方面的画册编辑工作。直至离休以后，他先后主持和参与编辑出版《中国出土文物》《中国世界遗产》《中国自然景观》等十几本大中型画册。谈到1992年《中国自然景观》大型画册的制作，茹遂初说：“这一本画册收录了全国200多位摄影家的作品，来稿数量非常多，挑选的余地也很大。”
离休之后，茹遂初并没有停下休息，可以说是离而未休。在有生之年里，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有益于摄影事业和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是他的愿望和梦想。结合自己几十年的摄影工作经历和体会，茹遂初认为，中国摄影家历年来拍摄的优秀作品，有的真实地反映了不同年代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有的记录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有些展现祖国大好河山的摄影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有助于人们认识与大自然的关系，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2007年，茹遂初牵头和联络摄影界一些热心公益的老同志和青年朋友筹建中国知名摄影家作品档案网，并于2008年9月6日上线。
2015年1月8日，第十届中国摄影金像奖颁奖典礼，茹遂初获终身成就奖。 摄影 董芳/人民画报
茹遂初认为建立“中国知名摄影家作品档案网”，利用网络平台永久保存、展示、传播我国知名摄影家的作品，是摄影文化的一项基本建设，从长远看也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同时，也有助于年轻一代摄影人和摄影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摄影事业发展的历程。到目前为止，这个网站已经收录了186位中国摄影家的数万张照片。
虽已是92岁的老人，且左眼已失明，但他每天都要用电脑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整理他过去拍摄的老照片，他已将部分整理出来的老照片的电子文件捐赠国家有关收藏机构和他曾经工作过的人民画报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图片的历史和社会价值就会显现出来。
茹遂初通过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将这些承载历史的老照片保存下来，并发挥作用，这是他耄耋之年的一大心愿，也是他有生之年应尽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