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莫高窟未加固前出入洞窟情况。 敦煌研究院 供图

　　莫高窟，这座古老的佛教艺术宝库，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它的守护者，是一代代莫高窟人。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段文杰、欧阳琳、孙儒僩、史苇湘等一批前辈专家，满怀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来到莫高窟，伴着大漠戈壁、土屋油灯，在这里扎下根来，开创了敦煌石窟保护、临摹和研究的基业。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保护团队部分成员。 敦煌研究院 供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李其琼、李贞伯、万庚育、李云鹤、关友惠、刘玉权、贺世哲、施萍婷、李永宁、孙修身、樊锦诗等一批专家学者响应祖国号召，从四面八方来到莫高窟。与常书鸿、段文杰等先生一样，他们来到莫高窟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漫漫黄沙，掩不住他们探索莫高窟的热情；大泉苦水，冲不走他们保护敦煌文化的决心。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忍受着和家人分居两地、子女无法接受正常教育的痛苦，默默无闻地守护着祖国的文化宝库。他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在这片荒凉而神圣的土地上。这份坚守，不仅仅是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与保护，更是致力于人类文明传承的责任与担当。

　　坚守是为了筑梦，而筑梦则是为了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莫高窟人深知，仅仅依靠坚守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需要通过不懈的追求与创新，让莫高窟的文化价值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扬。

　　于是，他们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实践。从最初的简单保护到如今的数字化、智能化保护；从单一的学术研究到多元化的文化传播；从封闭的学术圈子到面向世界的国际交流……莫高窟人在筑梦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广。

　　他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的监测与保护，确保了文物的安全与完整；他们深入挖掘敦煌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展览与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这片神奇的土地；他们积极与国际同行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敦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莫高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回望过去，莫高窟人以坚守与筑梦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展望未来，他们将继续秉持莫高精神，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莫高窟的保护与研究将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果，敦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将会迎来更加广阔的空间与机遇。

1944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1944-1949年）

　　20世纪40年代初，一些画家和考古学家开始到敦煌莫高窟进行壁画临摹和考古调查，敦煌艺术渐渐为世人所知。

　　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莫高窟结束了数百年无人管理的状态，开启了有序管理与保护的时代。常书鸿先生率领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窟外修筑围墙，清理积沙，防止一切自然的、人为的破坏；同时，开展了洞窟调查和临摹，记录了洞窟的基本内容和供养人题记，为后来的保护、研究、弘扬工作打下了基础。

1950

敦煌文物研究所时期（1950-1984年）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全面接管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隶属于文化部，任命常书鸿为所长。

　　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保护研究工作。1956年，对莫高窟南区248—260窟段约60米长的岩体进行了加固工程。1963年，国务院拨专款对莫高窟南区洞窟进行大规模的抢救保护工程，历时三年多，对莫高窟南区576米长的范围内354个洞窟进行了全面加固，有效防止了岩体裂隙发展，并修建了上下层栈道。

　　配合石窟加固工程，敦煌文物研究所还对莫高窟窟前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一些重要洞窟窟前殿堂遗址以及被沙埋住的石窟，还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这一时期还启动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以及考古分期排年、石窟内容总录及供养人题记的调查记录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期推出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体现了研究所在考古、艺术、文献研究领域的实力。

1955

　　1955年，常书鸿在莫高窟第369窟临摹壁画。 敦煌研究院 供图

　　1955年7月20日，段文杰在莫高窟第130窟临摹壁画。 敦煌研究院 供图

1959

　　1959年，天梯山石窟第13窟前，石窟勘察搬迁工作队部分队员和常书鸿队长合影。 敦煌研究院 供图

1972

　　197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员清理莫高窟窟前积沙。 敦煌研究院 供图

1984

　　敦煌研究院时期（1984年以来）

　　第一阶段（1984—1998年） 

　　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进入到科技保护的阶段。随着改革开放，敦煌研究院加强了与国内外大学和学术机构的交往交流，解决了敦煌壁画保护科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逐渐建成了对莫高窟全方位科学保护的体系，培养了一大批科研骨干力量。敦煌研究院除了完成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壁画塑像的修复任务外，还帮助新疆、青海及西藏等省、自治区文物单位做了大量的壁画和塑像修复工作。20 世纪90年代，开始在莫高窟窟顶进行了大规模的治沙工程。在学术研究方面，在敦煌壁画内容考证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基本上搞清楚了敦煌壁画中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等内容。还策划编辑了一系列大型丛书，展示了敦煌研究院在石窟考古、石窟艺术、敦煌文献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1992

　　1992年6月16日，美术人员在洞窟内集体临摹壁画。 摄影 孙志江/人民画报

　　第二阶段（1998—2018年） 

　　莫高窟的保护逐渐进入到科学保护阶段。在樊锦诗院长的倡导和推动下，《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颁布实施；1998—2004 年，敦煌研究院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和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2004年和2008年先后建立；与盖蒂研究所合作对莫高窟第85窟壁画进行了全面病害治理和修复工作，为以后的石窟文物修复工程树立了典范；2014年成立了石窟监测中心，敦煌文物的保护工作逐步由抢救性保护进入到预防性保护的时代；敦煌文物数字化工程全面展开；新的莫高窟参观模式的形成较好地解决了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矛盾。这一阶段的敦煌学研究不断发展，在敦煌石窟考古研究、艺术研究，敦煌历史文献研究、古代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国际合作和交流日益丰富，持续在国内外推出不同形式的敦煌艺术展览。 2017 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1999

　　1999年1月，王旭东（右三）与中外专家在莫高窟第8 5窟壁画保护现场讨论。 敦煌研究院 供图

　　赵声良在考察洞窟。 敦煌研究院 供图

2014

　　2014年6月10日，时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苏伯民在敦煌莫高窟综合监测中心。摄影 王蕾/人民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