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的今天，中国正在成为新一轮全球化与新型全球治理的中流砥柱，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建设则是中国推进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抓手。努力深化金砖国家合作和进一步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是今年中国主场外交的两个重要使命。在当前西方国家整体经济表现不佳，新兴经济体发展势头趋缓，经济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大背景下，如何运用好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将是今年中国战略谋划的重要内容。

　　尽管在短期内要实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对接的难度较大，但是，中国完全可以充分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建设各自的独特优势来相互对冲潜在的国际体系压力与国际风险，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应对国际合作中的主导权竞争和国际制度不匹配等问题，以实现我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为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推动。

　　第一，加大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对“一带一路”建设内容的沟通与宣传，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未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言中正式提及“一带一路”建设，其他成员国也未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内提及各自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这就表明，金砖国家合作追求的是统一的战略部署和相对中性的国际制度安排。如要借助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就必须从其他金砖国家那里汲取到足够的共性认同，在战略层面上消除了它们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并且努力与“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制度层面的整合，只有这样未来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对接。

　　第二，可以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对冲“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国际体系的压力与国际冲突的风险。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同，“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主动发起的国际合作机制，体现了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同时，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承担了主要的合作成本。而且从目前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是由具体的合作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驱动的。相对集中的国际合作主导权与相对较低的合作门槛，使得“一带一路”建设的效率较高，因此，中国在解决集体行动难题和进行制度设计的过程中也有更大的主动权。

　　但是，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中国所面临的制衡压力与冲突风险也越来越大。实际上，西方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测试中国的战略意图，同时企图通过分享国际合作的主导权来干预“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趋势，防止其对既有的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冲击。从这个角度来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来说应当是一个对冲风险的选项。不可否认，在西方国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建设，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甚至愿意牺牲一部分既得利益配合中国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情况下，金砖国家合作的政治意义可能会被弱化。然而，一旦西方国家违背合作共赢的精神，试图干扰“一带一路”建设，并且采取激进手段阻碍国际秩序变革时，金砖国家合作的政治意义就会重新凸显出来。因此，中国应当确保“一带一路”建设与金砖国家合作相对独立地持续发展、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以应对西方国家战略意图和行为的不确定性。

　　第三，加强金砖国家内部合作机制的建设，增强金砖国家对冲“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与潜在国际风险的能力。首先，我们要用好现有的对话论坛机制，努力说服其他金砖国家共同支持经济全球化，在反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上达成共识，并且重申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共同政治立场。

　　其次，为了强化其他金砖国家的合作动机、降低它们的合作成本，并且进一步释放中国的合作诚意，中国可以加强对金砖国家金融机制的资金支持力度。对于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金砖国家成员，中国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主导权，让“金砖开发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在基建立项、资金使用上对它们实行优惠政策。

　　此外，中国还要通过双边合作，重点帮助巴西和南非两个较弱的成员国渡过难关，这两个国家未来可以成为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的统一战线。

　　再次，对于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较强经济增长潜力，并且高度认同金砖国家合作政治立场的其他新兴国家，中国可以向其他金砖国家提议将它们纳入现有的合作机制，甚至吸收为正式成员。最后，中国可以考虑支持俄罗斯曾经提出的建立金砖国家常设机构的提议，并且推动制定常设机构的议事和工作规章制度，以约束成员国的机会主义行为。

　　第四，无论是金砖国家合作，还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都需要提升其参与国际合作主导权的合法性，同时也为了提高资金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效率、防止过度消耗国力，中国应当开始从主导具体合作项目，转向主导制度建设，通过国际组织和制度规范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尤其是要注重整合既有的一些功能高度相似的合作机制。中国可以考虑借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经验，选择一批有代表性国家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组织（OB&R），以推动“一带一路”从“国内版”转化成为“国际版”。OB&R不仅可以吸收主权国家，也可以吸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将来成立的常设机构可以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统一制度框架，而且可以充当“国际秩序改革者”的角色。无论金砖国家合作，还是“一带一路”建设，最终目的都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包容、公平的方向变革。但是，这一制度建设不宜操之过急，因为许多双边关系中的不信任问题还需要通过耐心、艰苦的双边外交工作加以妥善解决。例如，印度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与反制措施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而且，在短期之内，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作为对冲国际体系压力与冲突风险的战略选项要相对独立地发展，这对于促进“一带一路”建设非常重要。

　　第五，积极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加快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化建设。在不安全感和竞争思维根深蒂固的世界中进行国际合作，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保持自主性、争夺合作主导权的行为倾向。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既能够吸引一些国家的支持，也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另一些国家的制衡。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政治动员、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并且在外交上为“一带一路”建设做了大量的推介与增信释疑工作。但是，如果“一带一路”建设缺乏完善、有效、合法性强的制度框架，参与国的违约背叛风险就会上升，外部竞争压力也会增加。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转变态度，表达了参与“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但他同时也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设施使用权、采购透明度和贷款国家偿债能力等问题的关切。尽管这些质疑和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护持既得利益、稀释中国领导权的表现，但中国也不能完全无视这些质疑。这是因为，中国要确保“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实施，就必须提升自身主导权的合法性，从而必须通过提升制度化水平的方式展现中国的诚意和“一带一路”建设在利益与价值观上的包容性。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不少中小国家一方面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生怕错失其中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十分担心中国的战略意图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些国家要么试图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制度构建，分享部分主导权，要么同时参与其他大国创设的类似计划，或者进一步挖掘既有国际制度的战略潜力，以对冲“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

　　当然，在国际合作的初始阶段就试图构建正式的制度框架，不利于凝聚共识与深化合作。因此，通过非正式制度，如对话论坛机制，释放善意，消除疑虑，先确立核心价值观与基本议程，并且在分歧较少的领域取得一些实质性的合作成果，是较为务实的策略。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之中，大量合作项目全面启动，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仅仅依靠非正式制度将难以有效维护中国和参与国的利益及确保合作的可持续性。因此，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处理好“一带一路”建设两种属性之间的关系，即在维护中国领导权、扩大中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妥善安排、协调合作参与国的利益，并且建立起有效的战略约束机制，进而使合作可持续，是“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综上所述，通过加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内部沟通和协调，可以进一步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认同，对冲国际体系对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压力与风险。同时，通过加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建设，可以为“一带一路”制度建设铺路，还可以增强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