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来自不起眼的科学家 

　　对于烟雾的研究，真正发挥巨大历史作用的两位科学家都是科学界的“小人物”。 始终跟踪烟雾事件的《时代周刊》，决定让圣路易斯大学教授雷蒙德·塔克到洛杉矶进行实地的分析检测，试图寻找原因和解决办法。因为圣路易斯这个小镇的居民在 20 世纪的20-30 年代曾经都呼吸着肮脏、碳含量很高的空气，但是后来当地政府任命塔克为烟雾委员会成员，在当地报纸和无烟煤的帮助下，他给这个中西部的小镇带来了新鲜空气。所以，对于《时代周刊》来说，他算是经受住了实战的考验。 

　　塔克在仅仅经过为期两周的拜访与调查后，他敏锐地将制造业中排放的废物与洛杉矶温暖浑浊的天气联系起来。塔克指出，在过去的五年里，当地的工业生产活动翻了一番，从工业区的烟窗、冷却池、锅炉储藏罐中释放出可怕的混合烟雾、粉尘、废气和气味。他在当时就敏锐地将城市化与空气污染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人口爆炸，城市人口从二战前的 90 万人迅速增长到 370 万人。所有这一切，导致这里原来地中海式的气候变成了现在这样子。

　　即便在上世纪的那个时期，塔克也发现了问题的根源，在繁荣的背景之下，硫以及化学家族中的相似元素应为首要关注的对象，对空气中漂浮的那些只有在停尸房或者金属回收站才有的化合物反而不必过于担忧。 

　　机动车的废气也是次要的帮凶，因为在 1941 年至 1944 年的时间段里，洛杉矶的汽车交通属于下降状态，尽管汽车尾气很可能与污染有关。塔克解释道，但是现在污染物的成分跟尾气不一样，所以尾气绝不是造成污染的唯一原因。塔克的报告和解释，在此后的六十多年里，成为了世界环境治理的教条，对于任何产生空气污染的项目，他在报告中声明必须在源头加以控制，我们无法控制大气，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排放。

　　同样是在这个历史时期，有一位眼神明亮、气质文雅的化学家阿里·哈根·斯密特（已故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化学教授，因在洛杉矶雾霾治理中的卓越贡献，被称为空气污染控制之父。美国有关机构还专门设立了哈根·斯密特清洁空气奖，用于表彰对改善空气质量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个人）出现了，这位信奉简单快乐的化学家是专门研究香味的，他一向陶醉于花间月下，静静地、仿佛与世无争地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他只是偶然卷入到空气污染的战争当中。一天，他想放松一下，走出试验室，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他呼吸到的是一种类似漂白剂气味的空气，绝对不会令人神清气爽，49 岁的他患上了严重咳嗽，干咳让他决定研究大气污染。

　　他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简单的装置，只用了区区 350 美元，用于研究烟雾的化学特征，以及对植物和人体的危害，并在短短几个月之后，他取得了美国科学同行 6 年多都没有获得的结果。这个装置的研究结果，对洛杉矶甚至整个美国的经济发展砸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他通过科学研究指出，汽车和石油业该对洛杉矶的烟雾事件负责。他的研究与塔克报告相同，都与城市化密切相关。

　　战后的洛杉矶，承载着过多的人口以至于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已经遭到破坏。斯密特这个欧洲荷兰人直觉的认为，造成视力模糊的原因是空气中弥漫的氧化颗粒物，这些颗粒物除了影响健康之外，还污染和破坏庄稼的生长。斯米特将矛头对准了汽车，认为汽车排放是污染的重要源头，以前汽车排放占南加州污染的 2/3，而当时已经占到了 85%至90%。洛杉矶的情况与众不同，他的汽车使用量大大超越其他城市，此后加州和洛杉矶加大了汽车尾气的治理，不过结果却是非常具有戏剧性，因为科学上并不能确定污染控制技术改进数百万车辆，将会导致洛杉矶出现的各种副作用。于是，生产各种尾气排放装置的制造商赚到了很多的钱，但是效果却依然很差。很多新技术生产制造的引擎，虽然声称会燃烧掉更多未完全燃烧的气体，但同时却也排放出比预期更多的氮氧化物。当然，这是后话。

　　在当时，斯密特的研究结果招致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汽车工业以及汽车工业附属的智库机构，对其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斯坦福研究所甚至派出研究员，寸步不离地对斯密特进行了跟踪和监视，这让斯密特感到非常愤怒，被彻底激怒的斯密特此后卷入大量论战，谴责经济飞速增长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洛杉矶虽然号称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拥有自己“空气政策”的地方，但是一位新上任的空气污染控制局局长吃惊的发现，检察员们将大部分罚单开给了一家知名的外卖餐馆，而不是火力发电厂和石油提炼厂。因为这家餐馆就在市区，就在检查员们的隔壁，他们讨厌这家餐馆散发的油烟而开出罚单。对那些主要污染者，比如石油提炼厂和工厂，在检查前他们却会提前打电话通知。这位局长感叹道，“这是如此的荒谬”。

　　甚至法律也帮不上多大的忙。 加州政府为资助穷人治疗呼吸道疾病，起诉汽车制造商赔偿 1 亿美元。这种案例与类似案例一样，反复曲折，结果在 1969 年 10 月 8 日，不顾人民大众的抗议和反对，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杰西·柯蒂斯批准了这个案例和解，他认为烟雾问题根本无关司法。加州政府为了保住现在洛杉矶著名的“共享车道”（CAR POOL），也进行过艰苦的法律奋战。准备了 3000 多页的法律文件，花费了 6000 多万美元。

　　环保部门为了争取有利的法律支持，曾经长时期孤军奋战。他们要与汽车制造商博弈，要与联邦政府的法律搏斗，还要与被惹怒了的、疯狂抗议的路上的司机战斗。最后，终于在洛杉矶光化学雾霾事件之后的 30 年，也就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里根政府执政期间，才在法律上获得进步，颁布了《联邦清洁空气法案》以及《加州环境质量法案》。可以想象，在这几十年中，在法律艰难出笼之前，空气污染始终在持续着。

　　其实，即便通过斗争《环保法》、减排措施和方案能够控制住洛杉矶的烟雾，但是新的问题在历史长河中接踵而至：能源问题、二氧化碳减排、全球变暖等等。最终，人们将会知道舒适但高能源消耗的现代生活方式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面对这一事实，多数人仍在妄想单纯凭借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来治理污染，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今天，地球上的人们互相影响，谁都不能独善其身，这是问题的根本，也是问题的结果。

治霾需要几十年 

　　洛杉矶与空气污染的战争，从 1943 年 7 月 8 日，洛杉矶出现第一场有记录的光化学烟雾事件开始，谁也没想到这个污染治理工作持续了 70 年之久，时至今日还在继续。世界上的烟雾（smog）种类有很多，也因此有不同的名称，有称为光化学雾霾，有称为尘霾，有的更是简单的称为有毒空气。这些烟雾的形成，都受到地理、城市和产业的影响，但它对于人类的伤害是一致的，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形式也差距不大。

　　对于治理中国的雾霾天气，中国政府部门是高度重视的，科技部的一位官员引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洛杉矶、伦敦、巴黎等城市治理雾霾与大气污染的措施与启示》专题报告研究成果认为，洛杉矶、伦敦、巴黎等城市雾霾治理经验表明，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我国当前类似的污染阶段，目前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相关治理工作。“国外经验表明，雾霾可治，但是治理需要 30 年左右的时间。”他认为，在更加严格有效的环境管理要求及现代科技支撑下，我国治理雾霾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不断加强污染源头的控制、强化监测预警、严格管理和执法，同时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

　　依据洛杉矶治理雾霾的研究资料，我们得出了三个简单的、具有定律意义的研究结论： 

　　任何一样宣称能够传奇般控制雾霾的措施都是无效的，但所有的控制措施加在一起就非常有效。 

　　空气污染和雾霾，真正的罪魁祸首只有两个：一个是城市化，一个是生活方式。 

　　产业发展，不是因为那个地方的经济增长，所以要选择某个产业；产业的发展，应该由地理和生态环境来决定适宜在哪里发展。 

　　控制雾霾一定要尊重科学，而就应对雾霾的科学来说，一定是系统科学。这就是单一的措施，无论外表包装的多么华丽，结果也必将面对雾霾再度重来的挑战，这是没有用的。只有当系统性的措施，发挥合力的时候，严重污染的雾霾天气才能真正减少。这是研究雾霾，对抗雾霾的唯一办法，而且更多的是要依靠民众自觉的力量。

　　汽车的使用被广为指责，是政府部门对抗雾霾的主要对象。从美国到中国，几乎整个世界都瞄准了汽车工业。实际上，世界汽车工业早在 19 世纪就研制了电动汽车，在纽约，电动汽车也一度是最受出租车欢迎的交通工具。很少有人注意到，汽车的使用与城市化的关系，正是因为失败的城市空间规划，才使得汽车得以大量普及使用。洛杉矶是这样，北京也是这样。所以，追根究底是城市化造就了空气污染，从能源的大量需求，空调的大量使用，以及汽车和城市化都发挥了负面的作用。 

　　问题在于人，以及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只要我们继续现在的生活方式，继续享受和追求所谓的现代生活方式，那么一切就无法改变。就像一位美国政治家对空气污染发出的怒吼，如果什么也不愿牺牲，自然什么也不会改变！从洛杉矶的经验来看，治理雾霾，不仅依赖政府环保单位的努力，还要更多地依赖研发机构、环保社团、产业部门等全社会的共同投入。事实上，上至州长市长下至贩夫走卒，无论执业医师还是社交名流，都对空气污染控制做出过贡献。 

　　当然，治理空气污染的过程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因为空气质量的改善，不仅与污染源控制有关，也与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换、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所谓“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阶段论，实际代表的是一种不良心态。如果在“胡吃海塞”与癌症之间做一选择，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节食而避免患癌症。更何况现在的世界发展经验，清楚警示着不记后果的经济增长是要不得的。任何一个产业，只有遵循产业和生态规律，才能健康发展，而不能以政府发展经济的愿望而改变这些规律。

　　至于，中国要用多少年才能结束让城市消失的雾霾，我们相信这是一场长期的战斗，因为我们更长时间的产业调整，需要更长时间的城市空间调整，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准备法律，需要更复杂的工作才能说服大众选择理性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