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全球经济贸易都将处于低增长时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前十年，特别是本世纪前十年全球经济贸易高增长得以形成的有利因素已经消失，在可预见的未来不能恢复。

　　为什么本世纪初近十年能够成为全球贸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有利时间窗口？从经济长周期的层次上看，这是经济长周期的繁荣期；从具体因素来看，多项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个经济贸易的繁荣时期：

　　IT等领域的技术创新集中涌现并迅速推广到了全世界；

　　市场经济体制覆盖了全球所有经济体，而且转轨经济体度过了转轨最初近十年的冲击，全面走上经济复苏增长的轨道；

　　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体系及其规则稳定运行；

　　西方主要中央银行、特别是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多条渠道为其它经济体直接间接创造了充裕的流动性，足以支持其经济和贸易增长；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全球最大进口市场实施了高度的市场开放政策，为其它经济体实施出口拉动增长模式创造了条件。

　　然而，上述条件正在消失。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为标志，全球经济步入经济长周期的萧条时期，重新走进经济长周期的繁荣时期恐怕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从具体因素来看，本世纪初的上述有利因素要么消失，要么开始逆转：

　　暂时还看不到新的能够有力带动经济全局强劲增长的技术革命；

　　市场经济体系外围扩张的刺激作用消失；

　　西方主要中央银行、特别是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走到尽头，其副作用日益显现，重新收紧货币政策只是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收紧的阶段启动之后可能延续相当一段时间；

　　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潮流上升。特别是随着特朗普上台，全球贸易体系正在进入乱云飞渡的动荡时期。

　　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将如何担当？中国又该怎样可持续地担当更大国际责任？首先，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保证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为世界其他国家治理树立成功榜样，通过利己来利人。

　　环顾世界，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对人民福利和世界治理的贡献触目可及。“中国制造”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长期的“无通胀经济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制造”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的改善更为突出。

　　同时，正是通过工业化和外向型经济发展，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进口增速几乎等于世界进口贸易增速两倍，通过货物和服务进口、对外直接投资等渠道拉动了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就世界经济总体而言，“十五”和“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约为14.2%，到“十二五”期间，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了30.5%，跃居世界第一。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2%。在世界经济阴晴不定之际，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就是保证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其次，世界治理可以划分为经济治理与政治安全治理，中国在经济治理方面的担当首要应该体现为坚持自由贸易原则。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自由贸易旗手国家，但当前的局面是，数年来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回潮，特朗普组成好斗贸易班底，这都可能进一步激化全球贸易摩擦。环顾世界，能接手自由贸易旗帜的只有中国。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还因为从政治体制来看，中国体制更有助于其发挥自由贸易倡导者作用。

　　中国希望为世界经济贸易平稳度过低增长时期尽可能多贡献力量，但中国的意愿能够实现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伙伴的配合。中国正在努力创造机会，但贸易伙伴若不能及时厉行改革，就没有希望抓住多少机会。

（本文作者梅新育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