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战略，从适应对外开放新格局到解决首都及周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再到着眼于东中西部互动合作。展望未来，随着三大战略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带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将会进一步显现。

“一带一路”是倡议，不是联盟

　　周汉民 全国政协常委 民建中央副主席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我们的“一带一路”是倡议不是联盟，并且我们反对联盟的做法。“一带一路”倡议有“五不主张”：不限国别范围、不是实体、不搞封闭模式、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另起炉灶。也就是说，“一带一路”是全方位的、开放的、模式多样的。“一带一路”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最重要的表现，而非中国去勾勒世界的发展，尤其不是中国用“一带一路”来规划他国的发展模式。所以，中国欢迎任何国家参与进来，融入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远远跨出了洲的范围，从亚洲到非洲，再到欧洲，所涉及的内容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是民心的相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云南正加快建设“八出省五出境”铁路网

　　刘柏盛 全国人大代表 昆明铁路局局长

　　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各种跨境、越洋运输方式的创新，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大宗物资运输开辟了便捷的出海通道，口岸运输日渐红火。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比邻缅甸、老挝和越南，自古就是通向海外的要塞。融入“一带一路”，云南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为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云南必须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目前，云南正加快建设“八出省五出境”铁路网，即“中越、中老、中缅(清水河口岸、瑞丽口岸分别出境)、中缅印”五条出境铁路，以及成昆、渝昆和滇藏等八条出省铁路，以实现内连外通。昆明铁路局相继开通了中欧班列、中亚班列。从边陲末梢走向开放前沿，云南正在发力。

理论研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作用

　　龚 克 全国人大代表 南开大学校长

　　自2014年2月26日首次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已经推动实施三周年。从这三年来看，相关理论研究对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了作用。一是体现在顶层设计中。众多智库给中央提的建议和分析，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总体规划产生了一定影响。二是体现在相关学科研究中。比如对物流业发展的规划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南开大学曾对京津冀的物流规划发展提出很具体的建议，同时也是天津市“十三五”物流规划主要的制定者之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还会有更重要的研究成果出现。我们研究的更深刻的京津冀一体化，是资源在区域里的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这需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南开大学不仅对此做了研究，而且提了建议，希望在进一步的推动中能看到效果。

推进京津冀三地养老机构协同发展

　　胡万宁 全国政协委员 河北省唐山市政协副主席

　　养老服务是社会公共服务的基本内容，而养老机构的协同发展是最有可能实现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的潜力点、突破点和落脚点。建议京津冀三地应该加快推进养老机构协同发展。目前，三地养老机构政策的制定还处于各自独立的状态中，缺乏一个统筹三方的机构来整体考虑政策的制定、发布与监督实施。统筹不足导致空间布局不合理，养老机构入住率较低，造成资源浪费。

　　统筹不力还导致三地养老机构获惠不一，对于接收跨区域养老老人的机构无法享受到相应扶持政策，给本来经营困难的养老机构增加了一道槛。在京津冀一体化框架内，三地养老机构应紧密结合老人的收入、生理特征、需求、成本等，实现错位经营互补发展。

用法律手段保护长江

　　周健民 全国政协常委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院长

　　长江的生态现状倒逼我们必须立即关停严重污染化工企业，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迅速淘汰落后企业，减少排污总量，否则再过若干年，长江流域的污染将会严重威胁到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长江的问题实在不能等，必须有紧迫感。建议尽快制定《长江保护法》，用法律手段保护长江。绝不能让长江经济带变成长江化工带。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将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首位。应当在流域生态共同体共建的理念下，将生态环境保护从过去的局部问题提升为流域生态安全的全局问题，甚至提升为国家层面的安全问题。制定《长江保护法》，有利于保障长江生命线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