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被翻译成至少四十多种语言，两百多个版本，传播到海外。2020年网络文学出海用户规模增速160.4%，达到8316.1万人。中国文学作品已经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而翻译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摆渡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本期中国画报专访了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原国际翻译家联盟副主席黄友义，讲述40多年来，他所见证到的中国翻译事业，尤其是中国文学翻译领域的变化与发展。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原国际翻译家联盟副主席黄友义

　　CP: 在翻译行业深耕40多年，您觉得中国翻译行业发生了哪些变化？

　　黄友义：无论是软硬件、工作方式，还是指导思想上，翻译行业40多年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从人员数量来说，翻译队伍不断壮大；从内容上来说，从原来更多的将国外的东西翻成中文，就是“翻译世界”到现在的“翻译世界”与“翻译中国”并举；技术的发展让翻译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翻译认知的变化。过去是中文怎么表述，我们就怎么翻译，不管译文是否适合外国受众。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翻译，尤其是从事跨文化传播的译者，把外国受众的接受程度和传播效果作为翻译好坏的标准。比如，我们原来都将“新中国”直接翻译成New China,但是发现外国受众无法准确理解。因此后来我们会在“新中国”第一次出现时，翻译成the PRC founded in 1949,通过这种译法帮助国外读者理解。

　　CP：在翻译行业深耕40多年，您有着特别丰富的翻译实践。文字背后是文化，而各种文化差异显而易见，有些甚至是鸿沟，这点在文学翻译中尤其突出。您觉得翻译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黄友义：我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行为，是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合格的翻译不懂两种文化根本就无法工作，翻译需要具有双向思维。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知道刘姥姥来自农村，没有受过文化教育，说的话不可能文气十足。同样要把刘姥姥的话翻译成英文，译者必须知道美国没受过正规教育的社会底层的妇女的语言，而不是书面语言。

　　文学翻译是文化之间直接的交流，既考验译者母语和外语的语言功力，也考验译者对于两种文化的了解程度，两种能力都比较强，才能传达文学作品语言背后微妙的文化信息。

　　中国文学产生于五千年的文明史，扎根于一个方块字就代表一个故事的中文文化，同来源于拉丁文化的欧美文学在历史背景上的差异巨大，其产生的文化鸿沟让翻译费心费力。比如，在中国文学里，来自母系和父系的亲戚有不同的称谓：英文一个uncle又是舅舅，又是叔叔；英文一个brother，既可以是哥哥，也可以指弟弟。在翻译外国文学时，翻译需要想方设法搞清楚作者说的到底是父母哪一方的，年龄是大还是小，才能选择适当的中文词汇。而在中译英时，译者总是想办法要把哥哥翻译成比我大的兄弟，把叔叔交代为父亲这一方的人，否则就没有向读者解释清楚。

　　在试图克服两种文化在这方面给翻译带来的特殊问题时，我常常想，是不是因为中国是传统农业社会，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父系社会特征特别强烈，而继承父姓的男性后代肩负着更多使命？在中国文化作品里，叔叔和舅舅在家庭内部有着不同的角色和影响力，作者给他们在故事里安排的作用也是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因此，作为翻译，必须努力把这种信息准确地传达过去。小小的一个称谓也具有跨文化的重要特征。　　    

　　CP: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评委马悦然说：“中国文学早就该走向世界，但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太少”。在您看来，中国文学的翻译主要困难有哪些方面？

　　黄友义：中国文学翻译面临的困难是综合性的。国际翻译界的一个共识是翻译应该是把外语翻译成母语，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但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本来就不多，可以成为汉学家的更是凤毛麟角。而要想翻译好中国文学，除去文学本身，对中国的哲学、历史、宗教、艺术、民族、民俗和方言都需要有较深的研究。中国历史悠久，中文里经常有很多历史典故，如提到“安史之乱”，翻译就必须查清楚这里的“安”代表的是安禄山，“史”系指史思明。然后翻译就会想要以什么形式让不了解唐朝历史的外国读者知道这两位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造反。区区四个字背后却有厚重的历史背景，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中西文化传统差异大。西方主要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同源，因此，英、法、西、德、意、葡等主要西方文学的互译，基本上是同一个大文化内部的沟通。而中国文学作品，在思维方式、文化背景和语言构造上与西方文学的差异，远远大于西方各种文学之间的不同。有些概念是东方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气”，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却根本找不到对应的概念。有些在一种文化中积极正面的说法，到了另一种文化语境里，听起来却完全是贬义的，比如龙在中国人心中是神圣的，但在西方语境里经常是恶魔的化身。

　　第三，同中国在经济、外交、政治方面的国际影响力相比，中国文化影响力仍然远远不够。我曾请教一位研究美国文学的中国学者，还有没有重要的美国文学作品没有翻译成中文，有没有知名的美国文学家还没有介绍给中国读者。得到的回答是“几乎没有”。就美国而言，在这样一个出版大国，每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作家的译著仅有可怜的10部左右，而中国出版的美国作家的译本达100多部，比例明显不对称。当然，也有美国读者习惯阅读英文原著，而不太青睐外国译作的缘故，还有出版社行为过于谨慎的原因。

　　CP：因为可以翻译中国文学的汉学家稀少，所以很多中国的同行不得不承担起汉译外的工作，您如何看这种状况？

　　黄友义：是的，因为汉学家的稀缺，所以很多中国译者不得不承担起中国文学的外译工作，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劳动，一大批中国文学作品才有机会呈现给国外的读者。如今，就文学作品的翻译而言，上述情况已经根本改变，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的作品被外国译者选中，翻译成外国文字，国外译者的作品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译者的作品。比如莫言和余华他们在国外都有文学代理人，有各自不同语种的“御用”翻译。

　　即使是中国译者参与翻译，也往往是和外国人进行合作。事实上，中国自己出版的四大名著无一不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完成的。《西游记》的翻译是英国汉学家詹纳尔，但是他每完成一章，都由汤博文先生核定。《水浒传》是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沙博理翻译的，但也是在汤博文先生的配合下，才完成全书翻译和出版工作的。《三国演义》的译者是美国汉学家罗穆士，他的翻译也得到了中国老翻译任家桢的帮助。按照我的体会，既然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行为，翻译过程本身就应该是一种跨文化的工作方式。中国翻译与外国译者或者编辑合作，不仅是一个保证顺利实现文化跨越的工作流程，也是双方互相学习，加深对对方语言和文化理解的过程。

　　CP:您觉得中国文学翻译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黄友义：文学翻译的趋势应该是多语种化和产品多形态化。原来我们经常看某一本书是不是有英译本，或者有没有在欧洲出版，现在不但会翻译成联合国规定的通用语言，而且还会翻译成非通用语言，比如泰语、韩语、保加利亚语等，这在某些程度上填补了中国文学在对方国家的空白。在形态方面，原来更多的是纸质书籍，现在产品形式更加多样化，比如影视作品、短视频、网络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营造的文学氛围更适合网络时代，赢得了很多青年人的喜爱，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一个契机。

　　近年来，中国政府和出版系统采取多种措施比如设立出版基金支持中国文学的对外交流，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对外的深度开放，中外出版界的版权合作，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出版能有更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