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傅雷翻译出版奖主席，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董强（右一）

　　当文化交流的受众是有着自己的知识结构、心理认知、文化素养的成年人，只有充分尊重其理性程度和知识储备，才能达到有效沟通。

　　2009年10月的一天，我拖着行李箱，在法国雷恩市（Renne）的火车站，等待途经巴黎、去往里昂（Lyon）的火车。

　　2008年7月，法国的法中友好协会——一个民间友好机构——的负责人，在法国国家电视台的一个文化节目《根与翅膀》上看到我在讲中国的故宫。当时的法国，因为奥运“火炬”事件，出现了“排华”的倾向：一些法国老太太甚至抵制中餐馆。他们希望能够请到一位能够向法国人近距离讲述中国的人，在各大城市做讲座，让法国人现场听中国人讲真正的中国。

　　《根与翅膀》节目是法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类节目。为了庆祝节目开播十周年，他们决定拍摄一集有关故宫的专题节目，但需要一位现场嘉宾，能够用优美、流利的法语，讲述故宫。剧组的导演读到了一本书的法文版，叫《宫女谈往录》（直译为“一位故宫宫女的回忆录”），译者叫董强。于是他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我，邀请我做主嘉宾。

　　1994年，我为法国Philippe Picquier出版社翻译了《宫女谈往录》。当时我正在读博士，在研究法国汉学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和诗人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的一些作品。他们都到过中国，谢阁兰还专门写了一部跟故宫有关、但纯粹虚构的小说。于是，在翻译完之后，我为译作撰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讲述中国历代皇宫内发生的一些故事，以及法国人最早如何发现故宫，而当今的法国人又如何需要更深一步了解它。

　　文化交流，就是这样：一环套一环地，在两国之间穿梭。每一步脚印，每一个研究成果，都在为新的交流提供可能性，因为文化交流从来都不仅仅是凭空讲解一些固有的知识，而是让个体的知识积累和领悟，与国家和时代的最新话题相结合，才能进行好的交流，成为真正的“摆渡人”。

　　雷恩、里昂、蒙达尔纪（年轻的邓小平曾在那里勤工俭学）、兰斯……，我从法国的一个城市讲到另一个城市，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每个城市设置一个不同的主题：历史、教育、改革开放政策、绘画、诗歌，等等。每一个城市的讲座地点都不同：市政府、中学、大学、市图书馆、文化中心，等等，面对的听众也不一样，但是，无一例外地，我都会用一个小时讲主要内容，用另一个小时去解答听众提出的任何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无论怎样的讲座形式，一定要准备充足的问答环节时间。“交流”二字的精髓，在于它是双方之间的互动和沟通，而不是讲座者以掌握知识的口吻，去居高临下地灌输，讲完以后扬长而去。事实上，问答环节的精彩，往往会胜过主要内容，因为正是在这种时候，一名读者或者听众的困惑，会得到真正的呼应和解答。因为，一个人肯花费自己的业余时间，跑去听一个外国人讲他的国家和文化，他一定是有所期待。如果他言辞冲动，如果他有偏见，也是正常的，因为那一定是他的心头郁结，一定是一个问题已让他萦绕很久，不吐不快。只有在充分意识到他的问题，并给予最心平气和、将心比心的回答的前提下，他才会打开自己的心门，让他的思维和意识，接受来自一个外来文化的人的讲述和传递。

　　因此，文化交流的经验就是，要首先不断提升自己对他国的了解。在翻译《论语》的时候，我深感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他对其弟子们的了解，丝毫不亚于对自己的了解。更何况，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受众不是弟子，更多的时候是有着自己的知识结构、心理认知、文化素养的成年人，只有充分尊重其理性程度和知识储备，才能在此基础上，让他接受或者正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价值。

　　我期待着有一天，疫情快快过去，世界再度进入繁荣的文化交流时期。我愿意再次拖着行李箱，行走在各国之间，与人心相交，在差异中看到人类的共性。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傅雷翻译出版奖主席，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