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的殿堂里，斯巴修走进了东方大国的精神深处。

　　“中文太可怕了，不好学！”汉学家斯巴修谈起第一次接触中文时的反应，连连摇手，不禁笑出声来。1974年，年仅19岁的伊利亚兹·斯巴修（Iljaz Spahiu）从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出发，跨越欧亚大陆飞抵北京，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开启为期一年多的中文学习，后转入北京大学汉语专业。与他一同来华的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共有30多人，大多都学习了工程类专业，斯巴修和中文的缘分似乎注定更深一些。进入21世纪，斯巴修重返中国工作生活十余年后，陆续将《蛙》《红高粱家族》《活着》等文学著作翻译成阿尔巴尼亚语出版。在文学的殿堂里，他走进了这个东方大国的精神深处。

1977年，斯巴修与同学的合影。

　　深入内心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原名管谟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享誉世界文坛。不久，斯巴修便收到莫言作品的翻译邀约。尽管已经翻译过不计其数的政治、历史、经济类文稿，但面对文学作品，他仍然慎重地选择了拒绝。

　　斯巴修去书店买回了几本莫言的小说，细细品读，直到把《蛙》读完才改变主意。斯巴修说，“这本书很有意思。莫言写的是农村生活，写了计划生育这样的敏感话题。阿尔巴尼亚有着相似的社会情况和文化背景，（20世纪）60、70年代也有公社、合作社。我觉得这本书能被阿尔巴尼亚人更好地接受理解。”

　　在北大念书期间，斯巴修曾随学校安排走访京郊的中阿友好人民公社，但通过莫言的视角，他获得了对中国农村“完全不同的、更加完整的认识”。“文学可以让你了解人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内心的情感。”斯巴修解释道，“翻译《蛙》和《红高粱家族》，我好像和莫言一起去到了山东农村，一起接触了当地农民。我对中国农村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都有了更充分的理解。”

　　在翻译过程中，跨越文化差异是斯巴修最大的挑战。“文化差异表现在生活方式、语言结构……很多方面。比如饺子、火锅，北方人说的‘炕’，在阿尔巴尼亚都没有；阴阳、气功这样的（概念），很多也没法翻译。”遇上棘手的问题，斯巴修常常请中国朋友帮忙答疑解惑，找语言专家协商，莫言的女儿管笑笑也一直和他保持联系，给予了很多支持。

　　“有些中文词语，能用阿尔巴尼亚词语代替就代替，不能代替的就保留原来的名字，加上解释，其实这样也可以丰富阿尔巴尼亚语本身。”在斯巴修看来，翻译自然要贴近译入语的习惯，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准确反映作者原本的内容。

莫言作品《红高粱家族》阿尔巴尼亚语译本。

　　译者，不是没有感情的翻译机器

　　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之后，阿尔巴尼亚不再闭关锁国，重新恢复对外交往。1993年，斯巴修时隔15年再访北京，这座城市高楼林立，“快变得不认识了”。他带着朋友重游北京大学，从前常去的学校附近的中餐馆也不见了踪影。

　　“中国的变化特别大，吃的、穿的，还有思维，但是有一点没变，那就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友好关系。”斯巴修仍然记得和热情爽朗的出租车司机聊天的场景。“司机说已经很多年没有接过阿尔巴尼亚朋友了，一直问我们过得怎么样，对我们很关心。”

　　2002年到2006年，斯巴修在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任外交官，此后又留在北京经商多年，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省份。“我接触了政府官员，也接触了当地老百姓，参观了经济项目、历史文物，所以对各地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风俗都比较了解。”

　　斯巴修坦言，如果没有这些年在中国的经历，没有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发展模式的认识，很难翻译好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要深入作品的内容，翻译文学作品更是如此。除了懂语言，译者必须要有文化素质。”斯巴修说，“Google（谷歌）也可以翻译，但机器没有对文明的认识，是没有感情的。”

　　令他欣慰的是，《蛙》在阿尔巴尼亚一经出版便大受欢迎，人们甚至把这本书当作生日礼物和重要节日的礼物赠予他人。2014年，斯巴修到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家里做客，亲手把阿文版的《蛙》送给了莫言本人。他们惊喜地发现，俩人都是在1955年2月出生。斯巴修说，“我们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莫言童年就看过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他对阿尔巴尼亚也很熟悉。”

2013年，斯巴修将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翻译成阿尔巴尼亚语，这是第一部由中文直接翻译为阿尔巴尼亚语的中国当代作品。

　　在《蛙》出版之前，阿尔巴尼亚人能读到的中国文学作品少之又少，更没有直接从中文翻译到阿尔巴尼亚语的译作。斯巴修回忆起中学时期，同学们谈到中国文学，几乎只知道鲁迅。“我高中读过《鲁迅选集》，那也是从其他欧洲文字翻译过来的。”斯巴修一直希望，阿尔巴尼亚的学生可以读到更多中国图书，更加了解中国。

　　2015年，他和夫人（Burbuqe Spahiu）成立了阿尔巴尼亚—中国文化协会，投入更多精力推动中阿图书互译项目。过去十年里，有60多部中国图书陆续在阿尔巴尼亚翻译出版，涵盖哲学、历史、经济、音乐、文学等众多门类。

　　斯巴修认为，除了图书翻译出版，传播上也要多做工作。斯巴修的夫人曾随他在中国居住十多年，写下了《我在北京和地拉那之间的生活》一书，记录她在中国生活后的感想。

　　“夫人传播中国文化比我还活跃！在阿尔巴尼亚，她是比我更知名的中国文化专家，春节、元宵节、端午节这样的重要节日，她都去各大电视台为观众作介绍。”说到这里，斯巴修脸上又荡开了笑容。“希望我们能把中阿传统友谊传给下一代。”

斯巴修在阿尔巴尼亚电视台接受采访， 介绍中国文化和互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