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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

2017-08-03      

文/ 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是融入与包容其他文化和文明。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和平共处原则来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中国文化允许他人拥有自己的信仰,反对使用武力来干涉他人的文化和政治信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坚定支持者。中国文化是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的多样性同样也已被许多穆斯林领导人宣称是人类的未来。

  中国不是一个西方人定义的民族国家,她是一个胸怀天下的文明国家。她在强大的时期,也从未占领过其他地方,或像欧洲人一样殖民过其他地方。中国文化注重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和谐。正在来临的 “一带一路”意味着重新叙事历史和文化,中国有可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新的文明圈,共同塑造未来世界新秩序。

  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一带一路”上文化异质国家能与中华文化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带一路”,天下一家。21世纪最为鼓舞人心的故事将会是什么?“一带一路”的梦想和其带来的新型世界秩序将成为最大的故事。中国不可能单枪匹马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更不用说单独构建一个新型世界秩序。“一带一路”需要一种跨地区、跨国的视角。“一带一路”的目标是构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追求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考虑到“一带一路”的规模,我们应该着眼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共享的价值观,尊重这些国家的文化、宗教、历史与现实。“一带一路”必须放在比任何单个国家的视角更大、更广泛的视野中进行研究和理解。

  过去的那个世纪的秩序是威尔逊主义下的美国秩序。美国秩序的核心是美国“优越论”,即美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美国传教士认为,美国人民是上帝指定的人,负有拯救他人的神命,即向世界输出美国价值和美国制度的使命。美国秩序下的价值观认为,只有民主国家才能成为美国的好伙伴。因此,美国秩序的赞同者认为,美国的干涉主义和扩张主义是正义的,因为那是支持别国搞民主。在别的国家发动民主战争,是美国的道义责任。因此。威尔逊甚至狂妄地在国会说,“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拒绝别人赋予我们的道德责任,我们是拒绝还是接受世界对我们的信心。”简单讲,威尔逊主义就是“己所欲,施予人”,目的是使全世界美国化。

  我们应该努力沿着“一带一路”构建一个理想的世界秩序,一个不存在敌意,不再把异见当成异端、异教或“他者”而进行消灭的世界秩序。“一带一路”将建立在一个基于新型世界体系的框架内。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都可以被看作是世界体系的一种形式。在现代,世界体系则表现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形式,都试图建立一个跨越国界的体系。“一带一路”将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体系。

  孔夫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意思就是当大道施行的时候,人们在天下享受共同的繁荣。“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构建这样一条道路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安全和平、相互信任的世界秩序。这一新型世界秩序不需要统一的文化和统一的信仰。走在这条大道上的所有人不会相互冲突或伤害。这一新型世界秩序就像天地一般包容万物。所有事物互相不怀偏见地共同发展;所有道路平行而不具冲突;各种意识形态与理论体系不相冲突;这是一条所有人共同的道路。简而言之,孔夫子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带一路”一家人。这就是我们理想的“一带一路”的大道。“一带一路”是由全世界共同拥有,且通过共同的道路惠及整个世界,“一带一路”最终将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产。

  人们可能怀疑“一带一路”真的能带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或天下大同。孔夫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体现在两个国家之间、两个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中;“仁”体现在两个国家或两个人和平共处的艺术之中。以中国和巴基斯坦为例,尽管中国和巴基斯坦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及生活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但中巴两国间的关系非常友好,被中国人称为“巴铁”。中巴友好关系为“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国家,有很多是伊斯兰国家。目前在中国,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受西方和夸大其词的媒体的影响很深。例如在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关键地区的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些媒体在报道时,好像这里的人在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制造出了一种远比现实负面的假象。有的人的现有观念受到了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所批评的“东方主义”的影响,即一种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东方主义认为,伊斯兰文明被全球化边缘化了,且不适合当前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事实上,伊斯兰世界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更需要新秩序。2002年,伊朗总统呼吁一个新的文明和世界秩序以停止当前各种冲突流血事件。伊斯兰世界是中国崛起并替代旧秩序的最积极的拥护者。那些受媒体影响惧怕“大胡子”的人需要意识到,那些读《古兰经》、遵循伊斯兰教法的人可能比世界上另一些人更亲近中国。“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国家,大概有三十多个是伊斯兰国家,我们需要同这些国家结为兄弟姐妹。如果我们犯“东方主义”的错误,“他者化”穆斯林,我们就会有面临敌对的风险。这样的后果还将损害这一历史性倡议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的潜力。

  在新形势下发挥关键作用的中国不能重蹈西方的覆辙,不能忽视伊斯兰世界在加强构建新型世界秩序上的重要性,绝不可以将穆斯林视为“他者”。把伊斯兰国家“他者化”将损害以“一带一路”历史性倡议的形式来实现亚洲的大团结与经济潜力的大发展。

  中国很多人受有偏见的媒体的影响,导致了“伊斯兰恐惧症”和对有关恐怖主义的恐惧越来越强烈。清除这些偏见,需要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学者、研究人员、艺术家和媒体人员之间进行更为密切的联系,通过定期开展对话等交流形式,消除彼此的顾虑。

  近现代,伊斯兰国家和中国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双方传统上都是相互支持与互相受益的。中国历代王朝中崇尚佛教、道教和儒家,但历史上,除了唐朝大将高仙芝率军跟阿拔斯王朝在中亚交战、左宗棠征讨浩罕入侵者阿古柏匪军等少数事件外,中国与历史上奉行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帝国,如帖木儿帝国、莫卧儿帝国、萨法维王朝、奥斯曼帝国等极少发生过战争。伊斯兰国家并不把成吉思汗的西征看成是中国人对他们的讨伐。在当今时代,中国更没有像“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样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在内的伊斯兰国家。中国人珍视伊斯兰教所倡导的和平价值观与和谐精神—这些价值观和精神是彼此间合作的重要基础。这些都是必须着重强调的事实。

  中国已经作为一个全球领导者而崛起,中国在新型世界秩序中正在担任关键角色。因此,中国必须基于对伊斯兰文化的直接学习与了解来理解伊斯兰世界,而不是通过西方人的报道、文章和影视作品看伊斯兰世界,甚至站在西方视角把伊斯兰世界视为敌对势力。

  中国学者和媒体应该同伊斯兰国家的学者和记者展开深入讨论,了解伊斯兰文化的深层次问题。伊斯兰国家的智库和学者同样有责任让中国学者明白,伊斯兰,本意为和平与和谐。

  “和谐”的核心来源于接受差异并基于差异进行沟通。“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是融入和包容其他文化与文明,而不是强迫它们变得和自己一样。和谐是团结和多样性的结合,而非强求统一性。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需要根据这样的原则,营造一个相互尊重的环境。我们需要通过寻找共同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相互交流,为建立相互间的联系共同努力。

  在伊斯兰国家参与 “一带一路”的特殊背景下,随着南亚港口的建设,中国已经扩大了在印度洋的影响力;通过加强中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连通性,中国同样在中亚国家和太平洋地区扩大了其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各国文化也得到了发展,增强了我们所共同享有的价值观、文化观,并赋予人们对自身发展模式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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