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5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推出“印度制造”计划（Make  in  India  Campaign），希望将制造业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目前的15%提升至25%，并为每年进入印度劳动力市场的逾1200万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把印度打造成一个可以媲美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

　　这一计划主要目的是便利投资，建立高水准的基础设施以增加印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并把以制造业为重要经济引擎的城市打造成可持续发展的智能型城市。主要是建设德里-孟买工业走廊、班加罗尔-孟买经济走廊、阿姆利则-加尔各答工业开发走廊、钦奈-班加罗尔工业走廊和东海岸经济走廊来实现这一目标。

　　“印度制造”和“一带一路”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度，双方存在天然的合作空间。为了推动“印度制造”，印度政府已经制定了诸多有利于投资者的政策，在多数部门领域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上限为100％。印度政府加快项目审批，提高透明度。在一些鼓励投资的行业，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具有出口潜力的项目、能大量雇佣劳动力的项目等，印度政府给予投资者相应关税和税收的优惠政策。经济特区也针对印度国内和国外的投资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公司成立后头5年100%免征出口收益所得税，之后5年免除50%的出口收益所得税以及50%再投资后的出口收益所得税；对不超过5亿美元的外部商业借款不设限；免除中央营业税，替代最小赋税和服务税。

　　伴随着中国实施“一带一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进军印度。华为、中兴、三一重工、特变电工等企业在印度落户多年，2015年北汽福田、阿里巴巴、小米、VIVO、金立等也开始纷纷布局印度。印度各邦也争先恐后面向中国招商引资，吸引中国企业到印度投资兴业。

　　中国地方政府对印投资热情也空前高涨。不少地方政府积极寻求经济的转型升级，而印度成为了地方政府首选的投资地。2015年9月中旬，广东省省长朱小丹率庞大的企业代表团来到印度德里、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进行访问考察，签署《广东与古吉拉特邦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行动计划书》，现场签下了15个合作项目，着力推进双方在产业对接、经贸合作、文化旅游、人员往来等方面的合作。同年8月，印度（旁遮普邦）—中国（湖南省）商务投资论坛在长沙召开，50多家工程机械、农业、水电能源、汽车等领域的湖南企业与旁遮普邦进行对接共促多领域“邦省合作”。可以说，印度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的“香饽饽”。到2016年印度电商市场更是成为了中国企业最受关注的行业。

　　然而，由于印度复杂的国情，中印的重大项目的合作仍旧进展缓慢。开展产业园区合作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通过在印度设立开发区，可以推动中国产业在印度的集群式发展。然而，尽管2014年中国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建立两个工业园区，但是在征地等问题上仍旧缓慢。中印高铁项目虽然进行了可行性研究，但是推进仍是遥遥无期。

　　更大的问题则是中印地缘政治竞争面的上升，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两国的发展对接。

　　中印发展对接的地缘政治困局

　　“一带一路”遭遇了印度的消极抵制。2017年5月13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以答问形式就中国将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做出表态，称“互联互通倡议必须建立在公认的国际准则、良治、法治、开放、透明及平等基础上”，暗指“一带一路”存在上述问题，并称“印度一直在敦促中方就‘一带一路’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正等待中方积极回应。关于所谓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国际社会已非常了解印方立场，没有国家能接受一个忽视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核心关切的项目”。可以说，基于中巴经济走廊经过巴控克什米尔这一原因，印度首次明确地表示了对“一带一路”的负面态度。在印度如此对待“一带一路”的情况下，中印的发展战略对接无疑将面临着各种现实的麻烦。

　　另一个现实的困境则是中印双边关系的整体下滑。2016年印度在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以及将“虔诚军”头目列入恐怖分子名单等问题上受挫，致使印度迁怒中国，印度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在2016年的排灯节（Diwali）期间抵制中国货，印度高官会见达赖喇嘛，并允许他访问中印争议地区达旺等等，进一步恶化了两国的双边关系。

　　进入到2017年6月，印度更是大胆越过中国和锡金的已定边界，进入到中方一侧，与中国边防人员形成对峙局面。洞郎的对峙事件将可能成为中印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即将于2017年9月召开的厦门金砖峰会，能够部分约束着当前中印关系的急剧下滑。但是，从根本上说，两国只有回到战略层面，理清对彼此战略关系的定位，才能减少双方为了一些小问题而互相“打牌”。通过详细地梳理彼此在全球和地区事务的共同立场，阐明彼此对对方的战略定位，也许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示彼此的“重视”程度。当然，两国的战略定位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也同样取决于印度能够认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