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6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涵盖了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制定财税支持政策、完善国家级开发区综合投资环境、便利人才出入境、优化营商环境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到，在面临利用外资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时，中国政府正在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不断提升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
引进外资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通知提到，“积极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资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7万多家，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9万亿美元，连续24年位列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第一位。外资的大量流入，既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投资环境的认可，也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对扩大投资和进出口、开拓国际市场、转移现代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发展关联产业和实现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速体制改革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中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利用外资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此番吸引外资政策的出台，正是考虑到国际国内形势所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
从国际方面看，各国引资竞争激烈，中国产业链面临“低端转移”与“高端封锁”双重夹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加大了对投资的吸引和竞争，无论是印度、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传统的发展中国家，还是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都出台了系列面向全球投资者的优惠措施，包括美国鼓励制造业的回流等，这些引资竞争加大了国内“产业空心化”的风险，以及中国借助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难度。
从国内看，中国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基础、条件和诉求发生深刻变化。一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增强。目前，中国己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三大吸引外资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增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更加注重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倡议建设跨国经济发展战略支撑带正在成为共识，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利用外资提供了有利条件。二是中国的国际比较优势正在转换，由低成本优势转向“市场+人力资源+资本+产能+制度……”优势。中国需要在巩固和拓展传统优势的同时，加快培育和利用新的优势吸引研发与技术创新等更高级的生产要素来促进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发挥中国“资本+产能”优势“走出去”。三是国内经济新常态要求构建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战略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动力从长期依赖投资、生产要素、大规模投入转向依靠创新、质量、品牌等，这必然对中国利用外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引导外资为中国经济发展“调结构、转方式”服务
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其利用外资的目标与政策都有所不同，但总体要服从和服务于该国在这一阶段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十三五”时期，顺应国内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中国要把利用外资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紧密结合起来，发挥引资、引智、引技协同效应，在开放中增强发展新动能、增添改革新动力、增创竞争新优势。
今年7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明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向更高形态发展，跟上全球科技进步步伐，都要继续利用好外资。这就表明，中国吸引外资的目的就是要服务于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而服务。在通知中，我们能明确地看到利用外资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这一特点。
推动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引导外资推进产业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产能过剩和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双管齐下”，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价值链环节高端化。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放开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在通知中，我们可以看到“持续推进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制造、船舶设计、支线和通用飞机维修、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引导外资更多投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业”等内容。二是引导外资促进区域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体制机制，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的有效流动，化解资源配置在全球和地区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矛盾，提高生产要素空间上的配置效率，拓展经济发展空间。通知中提到了“促进外资向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转移”等内容，这就是在利用外资来推动国内东中西部的产业转移，以形成布局更加合理的开放型产业链集群，促进东中西部的产业的互动合作。
以制度建设为吸引外资“保驾护航”
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利用外资政策变得更积极，近年来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扩大开放、简政放权、优化服务等方面，扎实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成效显著。
一是中央政府各部门取消和下放了618项行政审批，占原有审批事项的36%，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
二是大幅减少外资准入限制性措施。2015年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限制类条目从79条减少至38条，是历次修订中开放幅度最大的。最近，商务部又与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将2015年版目录中的93条限制性措施减少到2016年版目录的62条。
三是持续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加快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2013年以来，商务部牵头负责先后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地设立了11个自贸试验区，在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为主要内容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从2016年10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对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变更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改变了已经实施30多年的对外资“逐案审批”制度，大幅提高了外商投资准入便利化程度。自备案制实施以来，通过备案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占比超过90%。此外，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中韩、中澳等高标准的自贸协定都已生效，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在加快推进之中。
四是制定财税等专项支持政策和投资便利化政策。此次通知，制定了“鼓励境外投资者持续扩大在华投资、引导外资更多投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业、管理跨国公司在投资设立地区总部”等优惠政策，便利人才出入境等。总之，外资企业在中国面临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比过去更规范、更透明、更公平、更便利。
中国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各界的广泛认同和积极评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仍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之一。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发布的《2016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报告》显示，七成以上的企业对中国投资的环境较为满意。世界银行《2017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商业综合环境排名，中国营商便利度近3年来在全球跃升了18位,平均每年向前跨升6位。
今年7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又再次强调，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的发展是开放式的发展，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做出的承诺，也是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