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多年，笔者曾在近50个国家访学或调研，每每与当地学者、媒体、官员或青年人交流，往往几句话后就会陷入某种相似的尴尬：我需要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重新向对方说明中国。比如，中国是全球民族最复杂、各地文化差异性最大的国家之一，五千年来中国文明在本土从未中断，人口总数相当于西方30多个国家总和的2倍，中国是过去30年从未发动或参与战争的和平大国，等等，不一而足。但即便如此苦口婆心，也很难完全消除对方对中国发展的不解、困惑、误会乃至恐慌！ 

　　类似的尴尬实际上折射了长期以来全球知识界、舆论界、政策界没有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的残酷现实。非但如此，在一些国家，“中国威胁论”还此起彼伏、甚嚣尘上。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正如谭中先生在这本《简明中国文明史：超越民族国发展旋律的特殊道路》的导论中即指出的，“在国际上只有外国人在讲中国的故事”，造成了中国形象经常被歪曲。 

　　从1883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所著的《中央的王国》一书开始，整个世界对中国的认识都被西方学术界“中国＝中央王国”的民族主义帝国式的深层叙事逻辑所垄断。这种潜在逻辑的阐述在20世纪中叶被视为西方头号“中国通”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论述中得以强化。他在代表作《中国：传统与变迁》第一章就写道：“他们自称‘中国’，意即‘中央国家’，这种称呼一直沿用至今。所谓‘天下’，不过是隶属并服务于中国的其他地区罢了。”在谭中先生看来，费正清“中国中心论”是当今国外害怕中国崛起的主要理论根源。而写“一本清晰地、客观地、正确地介绍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好书”，正是谭中先生的宏愿。 

　　这也是我翻看导论后立刻答应为这本书写一篇长书评，并愿意尽我所能全力向各界推荐此书的初衷。为此，我要特别感谢谭中先生的信任，让我有幸提前得到书稿。2017年春节，在他人过年的爆竹喧闹声中，我躲在东南亚某个小岛上静静地精读完谭中先生的大作，坚定了我先前决定的正确性。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读物，而是一部重新评述中国文明史的传世之作，更可能是在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之后能影响全球中国观的代表作。 

　　本书的经典不只是源于谭中先生志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学术理想，更在于谭中先生学贯中西的深厚学术功力，以及传承于其父谭云山先生致力于推进中印友好、重塑东方文明的家学渊源。诚如许多读者所熟知的，中印当代文化交流史是绕不开谭云山、谭中两位先生的名字的，而现在我敢说，未来的中国文明史的学术讲述文献中或许也将绕不开这本《简明中国文明史：超越民族国发展旋律的特殊道路》。 

　　这本书最大的思想贡献在于，以一种久违的中国情怀告诉世人，中国故事要从中国历史的起源重新开始讲述。如果“中国是怎么来的”的基本认识都错了，那么就会一错百错，最后会掉到西方话语的陷阱里。 

　　在世界上，大量对中国的讲述，无论是教科书，或是大学课堂，都是从China的中文含义“中国”即等于“中央王国”或“中央帝国”甚至“世界中心”开始的。这不只是对“中国”两个汉字的望文生义，更是1644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民族国家体系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学对东方文明史的误导。 

　　事实上，当今的“中国”二字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的简称。若从“中国”一词的溯源看，“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指的是天子所住的“国”，即“京师”之意，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公元前771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原来的京师丰镐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  

　　葛兆光、曾亦等多位知名学者都曾考据过“中国”一词的来历，即“中国”的自称，是地理认识未达全球化之前的方位所指。100多年前，康有为曾解释道：“吾国本为亚东至大之国，当时地球未辟，环立四裔，皆小蛮夷，故就地言之，自称中国。”章太炎则指出，就地理方位而言，自称“中国”的还有印度摩伽陀、日本山阳。有类似这样的方位中心意识的还有巴比伦人、古埃及人、雅典人。 

　　中国人对“中国”地理方位的认知理解与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著作对“中央王国”的认定是迥异的。西方学术界往往把中国人认定为民族国家世界里的种族中心论者，认定中国骨子里就自我以为“高人一等”。一旦产生了对“中央王国”先入为主的中国观，在即便最平和的中国叙事中也会将中国往“种族主义优越感十足的国家”方向去引。比如，费正清认为，中国历史的叙述就是一个中华帝国从治到乱、从乱到治的过程，“中国自古就有以本民族为世界中心的传统”，“拥有一种文化和种族上的民族主义情感”。按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就很容易把当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导到“中华帝国主义”的威胁感中！ 

　　谭中先生看透了这个叙事陷阱。《简明中国文明史》自始自终都贯穿着作者要把中国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认定中摘离出来的努力。作者认为，民族国家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崛起—鼎盛—衰退”三部曲，中国则是一个例外，是基于地理共同体之上孕育出的中国文明共同体。从考古的诸多遗址看，“喜马拉雅圈”是中国文明诞生的摇篮。长江、黄河两大文明河划出了中国的“地理共同体”。基于共同的经济生活与“天下为公”式的共同文化，中国数千年发展呈现出了“文明共同体”的形态，而随着政体的统一，中国版的“命运共同体”逐渐形成并升级。 

　　谭中先生认为，从尧舜禹的禅让开始，中国就不是“民族国家”那般的历史起源。秦国统一中国，恰恰是消除了古代部族的差异。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命运共同体1.0”，而隋唐宋时期打造出“命运共同体2.0”版，元朝改造了中国命运体，而明清时期使中国“文明道路”与西方的“民族国家”发展轨迹出现了交叉运行。1901年的《辛丑条约》则标志着中国“文明型发展道路”走到了尽头。不过，经过了19世纪､20世纪初的曲折，中国已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再次呼吁要在全世界构建“命运共同体”。未来的最理想状态，就是所有的邻国和中国携手走“文明道路”，把中国周边的“民族国”沙漠变成“文明国”绿洲。 

　　在谭中先生看来，民族国家是战争与动荡的根源。他时不时都将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国家发展历史进行穿插的比较论述。比如，讲到秦汉隋唐宋民族之间文明融合的差不多同一时期，欧洲却发生着罗马帝国下的民族大迁徙。斯拉夫族、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伦巴底人、法兰克人以及其他民族大量进入欧洲，使得罗马帝国崩溃，接着欧洲大陆千百年民族国家化的进程使欧洲大陆变成了“战争大陆”。而在中国，像孙中山那样把中国文明变成英国、法国、俄国、美国那样的“民族国家”，是把中国引向歧途。 

　　针对未来，谭中先生预测，“民族国家”的世界情况不妙，强权更替，美国衰败。虽有鼎盛时期的狂欢，却时常有动荡的痛苦。相比之下，基于文明轨迹之上的“世界命运共同体”才是未来民族国家轨迹的替代道路。先试点建立“上合命运共同体”“中印命运共同体”“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东亚命运共同体”……然后推广到全世界，在21世纪、22世纪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样，地球无疑于重获新生。 

　　说实在的，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作者与编辑除外），我担心，这样的“叙事革命”会被人视为是某种“学术探险”。毕竟，在当下中国的学术氛围下，段段有引注，句句有出处，才是所谓“最规范”的研究方式。但正如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中所说，“先前被认定的思想解放，到今天往往被视为对历史、社会研究的核心障碍”。过于学术规范的叙述，反而形成了当下对中国故事讲述的表达困难，对读者而言也是一种知识的折磨。 

　　在阅读中，我时常感受到谭中先生对中国史评述的文字激荡，以及带来的心灵愉悦与思想震撼。他是以一位穿梭在中国、印度、美国这三个最有代表性的文明大国之间的长者，在评述与比较着中国文明史的发展得失，以及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借鉴。无论读者是否认同这个观点，这本书都不能认为只是探险，而是久违的创新。 

　　它是对长期垄断着中国历史叙述的“民族国家论”的重大批判，是从源头上消除“中国中心论”带来“中国威胁论”的艰难探索，是对当下中国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溯源式阐述。 

　　尼采曾说，历史并非已然消逝了的东西，它具有一跃而成为现实的无限潜能还有塑造未来的无穷潜力。谭中先生的这本新著就具有这个功能。它让尼采之言成真。  

　　作者简介：谭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特约高级研究员、云南社会科学院名誉院士、云南文史馆名誉馆员。1929年生，历史学硕士、博士，在印度教学研究40余年，曾任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东亚主任。出版有包括《印度地平线》杂志“印度和中国”特刊、《印度与中国：20个世纪的文明交流与激荡》和《喜玛拉雅呼唤：中国与印度的起源》等中英文著述20余种。2010年荣获印度政府颁发的二等莲花奖，并在新德里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手中接受“中印友谊奖”；2014年荣获印度国际大学最高荣誉学位，是继周恩来、谭云山、巫白慧以后获得此荣誉的第四位中国人；2015年荣获第6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颁发的“中国学杰出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