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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一国一策”

2018-01-17      

撰文/陈艺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中心研究员)

  
何为“一国一策”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一带一路”写入大会报告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更加明确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定位和方向。“一带一路”成为中国未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联动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抓手。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来其丰硕的成果表明,打造沿线国家同我国共同实现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思想。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要“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向全球发起的倡议,其在规划设计上必须坚持宏观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更应注重区域国别差异,因国、因时、因势采取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做到不同国家配套不同的具体政策,以保障“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即所谓“一国一策”。

“一国一策”的必要性
  差异性
  国力发展差异。由于地域和历史发展差异造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差异明显。其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十九大提出了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实现的途径就是全方位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统筹协调发展,促进国际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最根本的目标是谋发展,实现中国与沿线各国内外联动的发展新局面。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今后一段时期对外开放的工作重点”。由于沿线国家技术和经济发展距离较大的差异性,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中,我国需要因国而异寻找截然不同的合作结合点。对于技术发达国家,我们主要推动共同进行技术开发,资源型国家,我们主要推动共同进行资源开发。目前,已基本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的目标。
  文化信仰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是一个多语言、多民族交融的区域,文化信仰导致的冲突是长期影响一些次区域和国家发展水平的症结所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是包括世界多元文化交汇、多种文明碰撞的中心,沿线国家齐聚四大文明古国、三大宗教发源地。
  资源禀赋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世界领土第一的俄罗斯,也有新近独立的年轻国家,如东帝汶;有内陆国家,也有群岛国家;有自然资源丰富的君主制国家,也有靠自由贸易立国的民主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量差距巨大,总体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然而人口、环境、资本、土地、技术分布各异,几乎分布了全球各类政治独立实体。 
  复杂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地缘政治复杂,历来是大国博弈必争胶着之地,各类国家比肩而邻,结盟与纵横是几个世纪的常态。
  第一,世界心脏。欧亚大陆自古以来是大国博弈胶着之地,也是守成霸权国保持其霸权地位的重点地区。因此我作为新兴大国必然在此区域同当今世界霸主产生利益争夺。
  第二,领土争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领土问题长期积存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耶路撒冷建都、克里米亚“归俄”、克什米尔领土争端等,有些领土争端上升成为地区热点或战争,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问题。

接受程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有赞同,有喝彩,有质疑,也有担忧,甚至曲解乃至诋毁。据国家发改委近日对外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与8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0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系列部门间合作协议覆盖“五通”各领域。其中一些国家将本国发展战略同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将其纳入本国发展计划。如,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 韩国提出“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以及印尼“海洋支点”等国家发展战略等。“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以来虽然形成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主骨架”,但在推动过程中也不乏存在很多质疑和担忧。例如印度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以及消极对待“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 
  因此,充分考虑差异性、复杂性及接受程度等方面因素针对不同国别制定相应的政策,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是非常必要的。

如何实践“一国一策”
  2017年5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来的一次经验总结;同年10月,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带一路”写入党章,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亟需加强沿线国家区域国别研究,因地因时因势采取“一国一策”。
  第一,加强“一带一路”国别政治风险评估研究。由于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良莠不齐,多数国家对外投资风险不明朗,因此建立预警机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才能有效规避风险,谋求进一步发展,走向共同繁荣。国别风险评估研究还需同具体实践相结合,建立一套高效精准的评估方法。
  第二,培养区域国别问题专家,建立长效机制,建立海外区域国别研究基地。“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占比居多。传统国际关系研究重心一般不会聚焦在沿线上的这些新兴经济体上,研究投入力量尚处于较低水平,很多领域空白急需填补。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基础性学术研究很难短期见成效,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淀,唯有建立长效机制才能保障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可持续性。研究人员要想深入地研究一个国家,仅隔空探物很难获取精髓。置身其中、融入当地社会是研究者获得研究对象国信息的、做出准确判断的最佳路径。一段时间的当地访学和年度短期对象国学术交流都是促进国别研究的有效路径。
  第三,开展“一带一路”国别投资价值研究,是基于国别投资价值加强对外投资系列研究的导向性研究。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我国势必要增强同沿线国家深入开展产业合作,势必会增加对沿线项目的投资力度。但是各国工业基础、产业特点、营商环境差异悬殊,基于投资产生回报的原则,加强基于国别投资导向性研究,在知己知彼、有的放矢的基础上进行投资与合作,才能“发展新机遇,培育新业态,保持经济增长活力” 。
  第四,加强国别民情、舆情分析研究,为民心相通奠定基础。加强人文交流,就是要拓宽各领域合作渠道,培育友好合作的社会民意基础。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争取发挥民间力量的独特优势,拓宽民间交往渠道,凝聚民间共识,加强民间行动,聚焦发展,解疑释惑,促成涵盖智库、非政府组织、媒体、工商界等的交流合作网络,系统推进中国的民间外交,走实国外的“群众路线”。把民心相通和民意交融作为中国民间外交的出发点,更多建设“心相通”即H2H(heart to heart)项目。
  第五,针对国别实施不同侧重的维护海外利益行动。“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不可避免会遭遇包括武装冲突、政局不稳、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及海盗等政治安全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为我国维护海外利益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保护中国海外公民安全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第六,建立区域国别研究评估机制,制定系统化的评估指数,完善奖励机制,促进国别研究的均衡发展。评估指数化并对研究成果进行科学量化能够直观的反映研究水平,有利于激励学科发展。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能够激励研究者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促进学科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助力。
  “一国一策”不仅要有国别策略的区分,还需要针对区域、次区域等建立系统化的区域国别研究。“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需要“一国一策”为主轴的区域国别研究,深入精准地加强沿线国家“一国一策”研究能够确保“一带一路”建设更加深入和全面地推进,能够确保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互利共赢,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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