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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在“一带一路”上的文明互鉴

2018-01-17      

撰文/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信改革与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

  
 
 巴基斯坦国会图书馆馆长展示刚到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2017年12月的一个凌晨。早上四点,窗外传来敲击木鱼的清脆声音。半小时后,又传来了庙里大钟轰鸣的撞击声,余音不绝。庙里在召唤僧人上殿诵经。
  打开下榻的僧舍房门,黑蒙蒙的天空飘着雪花。我听到左右隔壁房间木门被推拉开的声响。来自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学者阿克拉姆和来自印度教的记者阿图尔都起床了。我们踩着石阶上的积雪,去大殿听和尚们的诵经。
  三天来,我跟这两位来自亚洲西边的学者在朝鲜半岛偏僻的东南角——朝鲜佛教登陆地,围绕佛教、儒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道教亚洲五大文明能否通过文明互鉴,运用亚洲智慧,寻找到共享的价值,共建亚洲人的命运共同体,促进亚洲人民的大团结,形成人类文明的新高地。
  《印度教徒报》记者阿图尔认为,“一带一路”打破了旧的二元对立的世界秩序,开始了一个基于亚洲智慧和亚洲文明的新世界。“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所谓的文明冲突的反叙事。“一带一路”倡议吸取了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的精华,是丰富包容的文明平台。
  伊斯兰苏菲主义者阿克拉姆教授说:“我妈妈很害怕我去朝鲜半岛,比我去阿富汗更担心。她的担心来自她天天看的新闻。但是,这些让人担心的新闻源头在哪里?来自西方的文明观。西亚的伊斯兰学者与东亚的佛教和儒家学者对话,是关于人类文明的对话。文明本身都很强大,是不可能被外界消灭的,文明只能自杀,不会被他杀。我们亚洲各国虽然讲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可以同心同德,维护我们亚洲的自身安全与自身权益。”阿克拉姆说,“在‘一带一路’上,我们要通过中国、伊斯兰和印度三大文明板块的对话,塑造一个新现代性或亚洲现代性。现代化的确给许多人带来了旅行、通讯的便利和妇女的独立。但是现代化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暴力和战乱。死于现代战争的人超过人类历史上全部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资本主义大生产促进了经济规模的形成,但是更带来了巨大的贫富收入差距。传统的家庭和人类环境遭到破坏。失去了传统家庭和人类共同的美好生活,人类将失去生存的意义。我们应该批判地看待建立在西方启蒙运动基础上的现代性。我们应该认真继承和思考人类几千年发展起来的优秀的、传统的思想体系,正确地厘清宇宙与人类的关系。为此,我们更需要亚洲人之间的东东对话,而不仅仅是东西对话。”

“一带一路”上的伊斯兰国家
  习近平主席不仅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提出者,更是这一思想的践行者。“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是最大的文明交流互鉴工程。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演讲,正式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另一个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的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正式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都是伊斯兰国家,可见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中对伊斯兰国家的重视。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存在着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五个伊斯兰国家接壤,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三个伊斯兰国家隔海相望。
  在党的十九大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我国长期不变的一个基本政策。“一带一路”相关沿线国家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不仅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并且在世界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而中国能否与不同的伊斯兰国家取得充分的认识与理解,并长期与不同的伊斯兰国家保持一种友好和平共处的关系,这对于“一带一路”未来的稳定和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欧美以外,欧亚大陆有四大文明群:东正教、伊斯兰、中国和印度。没有穆斯林在知识、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贡献,最近一千年的基督教、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就是不完整的。很多英文文献介绍了印度次大陆的伊斯兰教,但是讲述伊斯兰与中华文明之间合作的文献却很缺乏。中国的经济未来与“一带一路”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穿过伊斯兰世界东部的很多地方,通往伊斯兰世界西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从伊斯兰最早在中国传播的泉州和广州出发,经过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印度洋的伊斯兰国家,一条线抵达伊斯兰世界的中心阿拉伯地区,另一航线将到达北非、中非的伊斯兰国家。
  一年来,在开发性金融促进会的支持下,我领导了一个由中国学者和伊斯兰国家学者组成的课题组,主要研究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和平边界。
  中国政府并没有明确列出哪些国家和地区属于“一带一路”的范围。一般认为,“一带一路”目前包括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中东欧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东亚的蒙古国。在“一带一路”涵盖的地理范围中,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属于伊斯兰国家;中亚五国都属于伊斯兰国家;南亚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属于伊斯兰国家。西亚地区除了以色列、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塞浦路斯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属于伊斯兰国家。位于中东欧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也是伊斯兰国家。这样,一共有33个伊斯兰国家位于“一带一路”沿线,这33国按照国名的英文首字母排名分别是: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文莱、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摩洛哥、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塔吉克斯坦、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也门。在伊斯兰国家中,除了几个海湾石油富国和土耳其、马来西亚等中等发达国家,大多数属于欠发达状态。
  1000多年来,数以万计的伊斯兰教圣门弟子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将伊斯兰教的种子播撒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几乎凡是有人烟活动的区域,就有伊斯兰教的存在。2010年,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约1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3.2%,几乎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穆斯林人口。伊斯兰合作组织(OIC),是世界唯一以宗教命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原名伊斯兰会议组织,于1970年5月正式成立,现有57个正式成员国,5个观察员,成员国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超过四分之一的联合国大会席位,和约70%的油气资源。将来不排除某些国家国内穆斯林人口增长或接纳大量穆斯林移民,而申请加入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可能性。但是,全巴工商会(FPCCI)主席阿卜杜勒说,伊斯兰国家在经济建设、科学进步、社会发展等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除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青年人口外,伊斯兰国家对世界经济贡献几乎为零。他表示,伊斯兰国家人口占全球23%,国土面积占全球21.7%,而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万亿美元,占全球8%,其中穆斯林非石油产出国GDP仅为全球的4%。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是改变伊斯兰国家落后面貌的一剂灵丹妙药。迄今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在任何一种场合,对“一带一路”表示反对。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文明交往史
  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在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有深度融合。阿拉丁神灯时代到阿里巴巴网购时代,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一直有交流。公元7世纪初,唐高祖武德年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派门徒4人来华传教,其中的艾比·宛葛素于唐贞观初年经海上丝绸之路在广州登陆,开始在中国传教。贞观元年(627年),阿布·宛葛素和侨居广州的阿拉伯人捐资修建了中国最早的清真寺“怀圣寺”。
  来中国开展贸易交往或传播伊斯兰的学者在中国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回族穆斯林。他们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和中国人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不仅是穆斯林与中国人的民族融合,它还导致了中国与伊斯兰文化的交融互鉴。早期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不仅采用了儒家的观点,还创造了“儒家化的伊斯兰”。
  清初,中国特色神学家—伊斯兰儒家化的哲学思想家刘智不仅研习伊斯兰教经籍,还博览儒释道典籍。对各种学术思想都有深刻并全面的认识。刘智一生著作丰富,被尊为“汉克塔布”(Han Kitab,又译为回学汉典)。“汉克塔布”实质上是把《古兰经》翻译为中文汉字。这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阿拉伯语一共只有26个字母,构成整个语言文字。相反,中文有超过50,000个汉字。因此,使用儒家和道家的词汇、术语和概念,使用象形文字翻译《古兰经》,需要付出惊人的努力。这一任务一代人是完成不了的。刘智所著的《天方典礼》被收入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刘智完成了由阿拉伯源文化到中国儒家本土文化的转型,刘智对于中国穆斯林最为集中的西北地区影响深远,他被后世赞誉为“大伊玛目”。研究中国伊斯兰历史的学者詹姆斯•弗兰克尔写道:“汉克塔布旨在使用儒家—中国历史上占支配地位的伦理和哲学流派之一的语言,向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教授有关伊斯兰的知识。在汉克塔布背后的中国穆斯林学者认为自己‘同时是中国人和穆斯林’,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能够把伊斯兰和儒学的宗教与哲学概念无缝对接。”
  世界有三大文明圈:中华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和基督教文明圈。在三大文明圈之外,还有次文明圈—佛教文明圈和印度教文明圈。自古以来,在三大文明圈中,伊斯兰教居中华文明圈和基督教文明圈之间。为促进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话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明朝的郑和。伊斯兰教自唐宋传入中国后便迅速发展形成中国伊斯兰文化。郑和下西洋的年代,儒家文化在中国占统治地位。郑和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虽是穆斯林,但是他“才负经纬,文通孔孟”。他在奉使西洋30年间,将儒家和伊斯兰两种文化集于一身,并在实践中进行有机的调和。他每次出使西洋都有伊斯兰活动,均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促进了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相互学习。郑和被朱棣皇帝授予“钦差总兵太监”军衔,七次下西洋,遍访沿线的伊斯兰国家。他的翻译是穆斯林马欢,马欢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著有《赢涯胜览》,对于研究中外交通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甚至可以与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媲美。 另一位随行者费信也是穆斯林,四次跟随郑和下西洋,著有《星槎揽胜》。再有一位穆斯林随行者是巩珍,他著有《西洋番国志》。这三本书将伊斯兰国家的风土人情、风俗礼仪、山川地理、物产气候、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介绍到中国,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为中国人正确认识伊斯兰世界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马欢等7人还受郑和派遣到麦加朝觐,在完成朝觐功课的同时摹绘了《克尔白图》,带回国上奏朝廷。
  梁启超曾高度评价郑和下西洋:成祖北定鞑靼,耀兵于乌梁海以西,西辟乌斯藏,以法号羁縻其酋,天下初定,国力大充,乃派郑和扬威德于域外。郑和航海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除了访问少数佛教国家外,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他都访问过。郑和在沿线国家还修建了清真寺。郑和所建清真寺对后来东南亚、特别是马六甲一带清真寺建筑风格有一定的影响,从现存爪哇15世纪的清真古寺来看,它们都具有多层屋顶、宝塔状的上层建筑(宣礼楼等)。但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宣德化而柔远人,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信仰上的极端主义,更不是抱有普世价值,到世界各地推销某种“先进文明”的布道士。郑和本人出身回族世家,他一身兼信伊斯兰和佛教两种宗教。
  最早向西方(在古代,相对于中国,阿拉伯也是西方。)介绍中国的外国人,不是公元13世纪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而是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他写的《苏莱曼东游记》记叙了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书中还提到穆斯林在中国受到尊重的风俗习惯。2014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演讲中,不仅提到了郑和,还提到了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在其著作《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介绍了他在泉州、广州、鄱阳、杭州和北京等地的游历。迄今所知的唯一一部有关中国的波斯文古籍是16世纪阿里·阿克巴尔写的《中国纪行》。这本书介绍了他在明朝游历中国时所见到的社会的方方面面。
  但是,从十字军到殖民主义,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关系一直磕磕绊绊。阿克拉姆教授在与我合著的《正确认识“一带一路”上的穆斯林国家》书中写到,中国在西方手中经受了一个世纪的屈辱,而伊斯兰世界经受了两个世纪的屈辱。这种屈辱一直延续到当代,西方以虚假的理由对伊斯兰国家发动侵略。与伊斯兰国家和西方的关系形成对照的是伊斯兰世界的东部边缘。尽管受到匈奴人和蒙古人的袭击,但是由于他们的目标不仅是穆斯林,而是整个欧亚大陆,穆斯林的东部边境享受了长期的和平。那里没有宗教的十字军东征,也没有伊比利亚半岛1492年受到再次征服那样的事件。人类的生活不会完全没有冲突,但是世界上东方国家各个王朝之间的斗争是一种政治现象,与现代西方世界发动的系统性的、持续性的战争相比,其冲突在时间和空间上是节制的。与西方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形成对比,伊斯兰世界与东亚的互动是和平的。这种和平互动促成了文明、文化、体系化的知识和艺术引人注明的辉煌综合。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这种互动最显著的工具。
  中华文明与伊斯兰世界有一种共享的传统价值观——中庸。由于伊斯兰和儒家一样,自认为是走中间道路,在原则上都反对脱离精神文明建设的、过度的物质消费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华文明和伊斯兰都宣扬中庸,避免极端。相反,以物质消费主义和市场为中心的现代主义失去了控制,失去了几千年来人类文明所倡导的精神中心,现代主义正在走向极端主义。然而,由于作为现代主义的一种势力的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总算在漫长的黑暗的隧道尽头看到了光亮。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总体目标是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2017年12月,在党的十九大结束不到两个月,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积极参与人文领域全球治理,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人文公共产品,分享我国在扶贫、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经验做法,加大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断创新和丰富多边人文平台的内容形式,深入推进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这充分表明,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努力,有意识地复兴中国在学术、治理和艺术领域的物质文化、精神思想和知识范式。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不仅帮助了中国,还给“一带一路”沿线的伊斯兰国家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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