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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打造“一带一路”核心理论

—专访察哈尔学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

2018-03-07      

文/本刊记者 周瑾 

 
  《丝路瞭望》:外人都觉得“察哈尔学会”的名字很神秘,为什么取名“察哈尔学会”呢?
  王义桅:“charhar”有两个意思,一是蒙古皇宫禁卫军,察哈尔部落;另外一个是察哈尔省,是中华民国塞北四省之一,省会张家口。察哈尔学会是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创办,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旧时属于察哈尔省。
  《丝路瞭望》:各类智库榜单上常见察哈尔学会的身影,2016年1月27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与公民项目(TTCSP)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中,号称中国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进入《全球智库报告2015》中的四个排行榜; 2017年,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发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察哈尔学会在“一带一路”社会智库影响力排行榜中名列第三,被评为我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智库之一。察哈尔学会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王义桅:察哈尔学会成立于2009年,那时,“智库”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的热门词汇。2009年年初,由中国前副总理曾培炎组建经济合作学会,随后成功主办了全球智库峰会。这向中国知识界和全球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政府对智库这种非政府非营利的智囊形式高度重视,并决心推动其发展。
  察哈尔学会以公共外交与国际关系、和主义为主要领域,搭建官方决策、非官方事项和主流传媒的交流平台,为政府的重大外交决策提供政策建议和创新事项,影响政策和舆论;为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社会公众之间构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协助决策者增强对国际发展趋势的理解,有效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增强世界各国之间的互相理解,加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的国际对话与合作。
  察哈尔学会下设秘书处、国际咨询委员会、国际传播委员会、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冲突与和解研究中心、城市外交研究中心、半岛和平研究中心、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中心、“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能源外交研究中心等机构。
  察哈尔学会聚拢的优质研究力量,一部分来自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我国退休的大使级外交官、外国前政要(如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韩国前副总理林昌烈)和世界知名的学者(如“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教授)。另一部分来自各位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员团队,囊括了大部分中国70后外交与国际关系优秀学者。像我和我的师弟赵克金,都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开拓者。还有中国和平学研究的开拓者刘成,等等。
  这两大专家团队都是察哈尔学会重要的人才资源,对察哈尔学会入选《全球智库排名》有着重要的意义。
  《丝路瞭望》:质量、独立性、影响力是评判智库价值的三大标准。察哈尔学会的研究成果有哪些?
  王义桅:刚才我已提到察哈尔学会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公共外交”和“和平学”。学会积极推动的“公共外交”战略,在2012年底被写入十八大报告中。
  十八大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外交,都步入到“新常态”,公共外交成了当前中国开展外交关系的关键词,以习近平为首的国家领导人,频频出访世界各国,展现大国形象和中国软实力。同时,公共外交成了中国实现与其他国家沟通交流合作的重头戏。
  2016年8月29日至9月2日,韩方明会长带领学会代表团访问朝鲜,展开中朝公共外交之旅,由此建立首个中朝非官方智库交流渠道,即“察哈尔渠道”。
  “察哈尔渠道”的建立,旨在从中朝两国民间交流做起,扩展到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活动,加强智库的智慧支撑作用,为下一步开启中高层对话提供有利条件。与此同时,该渠道还将为政府做出朝鲜局势和政策分析建议报告,从民间交流的角度,为中朝关系的友好发展建言献策。
  《丝路瞭望》:智库的工作与我们普通民众的生活有哪些相关之处?
  王义桅:察哈尔学会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将公共外交的理念具体化,比如在公共外交之下设立三个重点研究领域:城市外交、宗教外交和公司外交。
  长期以来,“外交”和“外事”的概念是混用的,而实际上外事是地方干的,中央层面上的才是外交。但我们应该扩展外交的定义,以社会力量办外交。外交当然需要国家指导,但更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我们的城市外交中,城市是载体。现在为什么如此重视城市外交?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层面上的传统外交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城市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独立的主动性,就是说城市可以积极主动开展一些工作。另一方面,现在靠国家、靠中央政府办事情这种时代已经比较落后了,要发挥城市外交的主体性。我们的“走出去”战略里,不光是跨国公司,也包括让城市“走出去”。
  城市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一定是它熟悉的、资源互补性的,一定是按照市场资源配置的。所以城市外交是一种“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这是国家外交很难做到的一点,但城市外交天然可以做到这一点。
  《丝路瞭望》:察哈尔学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成立的时间并不长,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王义桅:察哈尔学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成立在2017年7月11日,旨在就“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落地和风险管控提供智力支持,利用察哈尔学会在公共外交、企业外交等研究领域的优势,加强对“一带一路”研究的智力支持与服务作用。中心每月发布《察哈尔“一带一路”研究动态》月刊。
  察哈尔学会“一带一路”囊括了中国“一带一路”研究的顶级专家和活跃学者,他们本来就是学会高级研究员,如赵磊、赵可金、翟崑、赵明昊等,还有名誉顾问于洪君等。在具体数据方面,以“一带一路”主题举办的察哈尔圆桌会议共计12次,参加人数近300人,媒体报道百余次。察哈尔大讲堂专题讲座13次,参加人数近1500人。研究院发表关于“一带一路”署名文章50余篇;访问美国华盛顿、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意大利米兰、德国柏林、韩国汝矣岛、韩国济州岛、韩国首尔、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尼泊尔加德满都、印度新德里、阿富汗喀布尔等等国外智库及中国香港智库,传播“一带一路”倡议;察哈尔学会主办的《公共外交季刊》以“一带一路”为主题进行专题研讨2次;察哈尔学会担任“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至今,始终是国内外热议的话题。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新型全球化、全球治理、实现中国梦和其他各国梦想对接的抓手。一些沿线国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对中国发展模式深感兴趣,迫切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发展,走出西方话语体系,化解认识思想阻力,正确理解“一带一路”,加强与中国互补合作十分重要。
  《丝路瞭望》:您如何解读“一带一路”倡议? 
  王义桅:“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复兴古代的丝绸之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知识借助了古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激活丝路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关键词是21世纪,开创21世纪新的合作模式。我们要淡化所谓多少个国家参与进来的概念,“一带一路”的特点是开放包容,所有的国家都可参与。
  人类有两个创新模式,一种是美国节省劳动力的效率驱动型;第二种是欧洲节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这两种创新模式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都是资本驱动的创新,容易造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局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势多在劳动力与资源,没有钱、又落后又要搞创新,摆脱被动局面,怎么办?“一带一路”倡议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经济解决不了的问题,发掘而非伤害其比较竞争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通过开发性金融培育市场,让这些落后国家在竞争中能够补短板,培育市场之后在全球金融市场上融资,提成他们的生活水平。资本导向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热钱泛滥成灾,凡是热钱到达的地方经济一片繁荣,凡是热钱离开的地方经济一片萧条。“一带一路”就是要解决这个普遍性的难题,让金融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造福于广大百姓。
  这样,“一带一路”讲的创新不仅仅是一般的技术创新,不是资本驱动的创新,是合作模式和理念的创新,开创人类新文明,我把它称之为包容性全球化推动的新型文明。我的著作《世界是通的》第一次提出包容性全球化的理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丝路瞭望》:您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一带一路”领域有何热点,或者需要特别关注的?
  王义桅:2018年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开展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也是十九大后,中国接待的首个欧盟国家元首,除了尊重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外,马克龙从西安启程,更让人联想到“一带一路”。西安明年将在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一带一路”建设,与发达国家“共商共建共享”至关重要,资金、技术、人才、标准等,离不开西方企业。欧盟、法国、英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参与“一带一路”,一方面为“一带一路”造势,另一方面也带来发展导向还是规则导向全球化之争,债务问题、安全问题、劳工与环境标准成为博弈焦点。当然,我们也要引导好它们的参与热情,以打造与西方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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