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瞭望》：外人都觉得“察哈尔学会”的名字很神秘，为什么取名“察哈尔学会”呢？
王义桅：“charhar”有两个意思，一是蒙古皇宫禁卫军，察哈尔部落；另外一个是察哈尔省，是中华民国塞北四省之一，省会张家口。察哈尔学会是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创办，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旧时属于察哈尔省。
《丝路瞭望》：各类智库榜单上常见察哈尔学会的身影，2016年1月27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与公民项目（TTCSP）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中，号称中国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进入《全球智库报告2015》中的四个排行榜； 2017年，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发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察哈尔学会在“一带一路”社会智库影响力排行榜中名列第三，被评为我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智库之一。察哈尔学会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王义桅：察哈尔学会成立于2009年，那时，“智库”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的热门词汇。2009年年初，由中国前副总理曾培炎组建经济合作学会，随后成功主办了全球智库峰会。这向中国知识界和全球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政府对智库这种非政府非营利的智囊形式高度重视，并决心推动其发展。
察哈尔学会以公共外交与国际关系、和主义为主要领域，搭建官方决策、非官方事项和主流传媒的交流平台，为政府的重大外交决策提供政策建议和创新事项，影响政策和舆论；为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社会公众之间构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协助决策者增强对国际发展趋势的理解，有效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增强世界各国之间的互相理解，加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的国际对话与合作。
察哈尔学会下设秘书处、国际咨询委员会、国际传播委员会、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冲突与和解研究中心、城市外交研究中心、半岛和平研究中心、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中心、“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能源外交研究中心等机构。
察哈尔学会聚拢的优质研究力量，一部分来自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我国退休的大使级外交官、外国前政要（如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韩国前副总理林昌烈）和世界知名的学者（如“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教授）。另一部分来自各位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员团队，囊括了大部分中国70后外交与国际关系优秀学者。像我和我的师弟赵克金，都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开拓者。还有中国和平学研究的开拓者刘成，等等。
这两大专家团队都是察哈尔学会重要的人才资源，对察哈尔学会入选《全球智库排名》有着重要的意义。
《丝路瞭望》：质量、独立性、影响力是评判智库价值的三大标准。察哈尔学会的研究成果有哪些？
王义桅：刚才我已提到察哈尔学会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公共外交”和“和平学”。学会积极推动的“公共外交”战略，在2012年底被写入十八大报告中。
十八大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外交，都步入到“新常态”，公共外交成了当前中国开展外交关系的关键词，以习近平为首的国家领导人，频频出访世界各国，展现大国形象和中国软实力。同时，公共外交成了中国实现与其他国家沟通交流合作的重头戏。
2016年8月29日至9月2日，韩方明会长带领学会代表团访问朝鲜，展开中朝公共外交之旅，由此建立首个中朝非官方智库交流渠道，即“察哈尔渠道”。
“察哈尔渠道”的建立，旨在从中朝两国民间交流做起，扩展到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交流活动，加强智库的智慧支撑作用，为下一步开启中高层对话提供有利条件。与此同时，该渠道还将为政府做出朝鲜局势和政策分析建议报告，从民间交流的角度，为中朝关系的友好发展建言献策。
《丝路瞭望》：智库的工作与我们普通民众的生活有哪些相关之处？
王义桅：察哈尔学会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将公共外交的理念具体化，比如在公共外交之下设立三个重点研究领域：城市外交、宗教外交和公司外交。
长期以来，“外交”和“外事”的概念是混用的，而实际上外事是地方干的，中央层面上的才是外交。但我们应该扩展外交的定义，以社会力量办外交。外交当然需要国家指导，但更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我们的城市外交中，城市是载体。现在为什么如此重视城市外交？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层面上的传统外交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城市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独立的主动性，就是说城市可以积极主动开展一些工作。另一方面，现在靠国家、靠中央政府办事情这种时代已经比较落后了，要发挥城市外交的主体性。我们的“走出去”战略里，不光是跨国公司，也包括让城市“走出去”。
城市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一定是它熟悉的、资源互补性的，一定是按照市场资源配置的。所以城市外交是一种“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这是国家外交很难做到的一点，但城市外交天然可以做到这一点。
《丝路瞭望》：察哈尔学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成立的时间并不长，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王义桅：察哈尔学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成立在2017年7月11日，旨在就“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落地和风险管控提供智力支持，利用察哈尔学会在公共外交、企业外交等研究领域的优势，加强对“一带一路”研究的智力支持与服务作用。中心每月发布《察哈尔“一带一路”研究动态》月刊。
察哈尔学会“一带一路”囊括了中国“一带一路”研究的顶级专家和活跃学者，他们本来就是学会高级研究员，如赵磊、赵可金、翟崑、赵明昊等，还有名誉顾问于洪君等。在具体数据方面，以“一带一路”主题举办的察哈尔圆桌会议共计12次，参加人数近300人，媒体报道百余次。察哈尔大讲堂专题讲座13次，参加人数近1500人。研究院发表关于“一带一路”署名文章50余篇；访问美国华盛顿、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意大利米兰、德国柏林、韩国汝矣岛、韩国济州岛、韩国首尔、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尼泊尔加德满都、印度新德里、阿富汗喀布尔等等国外智库及中国香港智库，传播“一带一路”倡议；察哈尔学会主办的《公共外交季刊》以“一带一路”为主题进行专题研讨2次；察哈尔学会担任“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至今，始终是国内外热议的话题。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新型全球化、全球治理、实现中国梦和其他各国梦想对接的抓手。一些沿线国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对中国发展模式深感兴趣，迫切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发展，走出西方话语体系，化解认识思想阻力，正确理解“一带一路”，加强与中国互补合作十分重要。
《丝路瞭望》：您如何解读“一带一路”倡议？
王义桅：“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复兴古代的丝绸之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知识借助了古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激活丝路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关键词是21世纪，开创21世纪新的合作模式。我们要淡化所谓多少个国家参与进来的概念，“一带一路”的特点是开放包容，所有的国家都可参与。
人类有两个创新模式，一种是美国节省劳动力的效率驱动型；第二种是欧洲节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这两种创新模式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都是资本驱动的创新，容易造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局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势多在劳动力与资源，没有钱、又落后又要搞创新，摆脱被动局面，怎么办？“一带一路”倡议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经济解决不了的问题，发掘而非伤害其比较竞争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通过开发性金融培育市场，让这些落后国家在竞争中能够补短板，培育市场之后在全球金融市场上融资，提成他们的生活水平。资本导向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热钱泛滥成灾，凡是热钱到达的地方经济一片繁荣，凡是热钱离开的地方经济一片萧条。“一带一路”就是要解决这个普遍性的难题，让金融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造福于广大百姓。
这样，“一带一路”讲的创新不仅仅是一般的技术创新，不是资本驱动的创新，是合作模式和理念的创新，开创人类新文明，我把它称之为包容性全球化推动的新型文明。我的著作《世界是通的》第一次提出包容性全球化的理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丝路瞭望》：您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一带一路”领域有何热点，或者需要特别关注的？
王义桅：2018年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开展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也是十九大后，中国接待的首个欧盟国家元首，除了尊重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外，马克龙从西安启程，更让人联想到“一带一路”。西安明年将在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一带一路”建设，与发达国家“共商共建共享”至关重要，资金、技术、人才、标准等，离不开西方企业。欧盟、法国、英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参与“一带一路”，一方面为“一带一路”造势，另一方面也带来发展导向还是规则导向全球化之争，债务问题、安全问题、劳工与环境标准成为博弈焦点。当然，我们也要引导好它们的参与热情，以打造与西方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