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的需求变化是影响世界原油价格的主要因素，中国能源产业链的大量企业每年都面临油价变化带来的经营风险，也在跨境金融套期保值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因此，2018年3月26日中国首个国际化的原油期货品种正式挂牌，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油金融服务“唯美独大”的现象，通过以人民币计价服务全球能源产业链，将极大支持如火如荼的“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支点。
原油期货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贸易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制造的产品远销海外，对原油进口的依赖性是中国工业竞争力的体现。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推出，能够给全球工业制造领域的成本管理提供更多金融工具，降低全球化实体经济风险，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都是原油的出口国，更是石化产品的消费大国；通过原油期货的交割库等制度化安排，可以大大降低贸易交易成本，降低基础设施建设盈利不确定性，有利于在能源领域的共商共建共享。
任何一个跨国贸易的商品，其价格都应该是供需双方博弈而形成，这也是现代经济“看不见的手”调节市场、避免资源浪费的最佳手段，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逻辑，最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理念，就是试图通过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纽带，避免个别传统贸易优势国家为了一己私利，发动“贸易战”，重新设置贸易壁垒，剥削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祉。
在以原油为代表的能源领域，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国际供给双方，往往会受到少数几个大国之间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产出和消费链条被人为异化、拉长，甚至干扰到以原油为核心的产业链下游消费品定价，诸如塑料、甲醇、PVC等化工产品，这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对脆弱的国民经济体系蒙上了阴影。说白了，原油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貌似只会影响大宗商品的进出口国家，但是最终埋单者却往往是处于被动价格接受地位的全球大众消费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消费者，并带来很多中小经济体不能承受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危机。因此，原油市场有效的套期保值者，不仅仅是大宗商品的经营者需要，还包括石化产业的中下游参与者的诉求。
中国推出人民币定价的原油期货产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套期保值市场选择空间，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欧美甚嚣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通过配套的央行间多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与很多中低收入国家间贸易制度的金融安排，将便利化原油产业链交易的跨境结算和基础设施投资，进而降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易成本——很多读者也许对期货交易不熟悉——通俗地说，期货可以通过投资者对远期交易的定价协议，实现供需双方的远期成本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一个规范的期货市场，并适度引入金融投机客，提高流动性、润滑交易价格趋势。
这个目标的达成并非易事，毕竟中国参与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交易的历史并不长，很多企业过去二十年在英美期货市场上投资和投机也是“交了学费”，在市场风险控制和道德风险控制上有了一定的经验、教训积累。基于此，证监会主导在2007年、2012年两次对《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进行了修改，逐步允许外资参与境内期货市场，到解决交割环节征税问题，再到解决境外交易者怎么开户、资金怎么进出、外汇如何兑换等问题，财税部门、海关总署、外汇管理部门等多个部委相继修改了相关规则，制定了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也为“一带一路”国家参与中国金融市场开辟了合法的路径。
原油期货使人民币通过贸易 结算加快国际化进程
期货市场机制属于金融衍生品范畴，是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再开放的重要支点，金融领域的互联互通与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需要实体经济领域的贸易结算和投资需求，原油期货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围绕巨大的全球化市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石油行业公司需要风险管理工具，需要通过跨境套期保值提前锁定成本，避免价格波动的风险，实现成本优化。如何把中国的原油期货打造成被国际投资者认可的价格基准平台，最终体现在各类实际贸易结算的合同中，是未来中国原油期货的最大机遇和挑战；其中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角色，作为金融属性大宗商品的报价货币和结算货币，更是对中国外汇领域各项政策改革的战略方向有着深远影响。
十八大以来，我国的金融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在外汇领域，由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坎坷，所谓的“人民币泡沫”仍然在很多资产价格领域“结构化”地客观存在，其根本原因是三十年来中国GDP快速增长造成的国内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货币化资产价格不断膨胀。结构化的境内外资产价格错配，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泡沫本身具有的外溢性造成了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过去几年里，为了维持国内经济的稳定，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资本管制力度，通过建立隔离墙限制了资本的国际流动，这导致泡沫的外溢受阻，而只能靠内部消化。虽然成功稳住国内经济大盘子，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换来了国内经济的可控性和稳定性。这种对跨境资本流动的人为隔离和干预，越来越难以持续，堰塞湖的存在意味着国内很多资产价格估值不合理，而国外资产的吸引力相对提升，因此国内资本外流的意愿越来越强，资金脱实入虚的现象也不断加剧。
要改善这一状况，只能通过实体经济领域更多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更多跨境投资使用人民币、更多金融工具和衍生品使用人民币报价，帮助世界摆脱现有的“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虽然稳住了美国经济，却严重削弱了美元信誉，使得人民币汇率和美元挂钩的基础日益不牢靠。“一带一路”蓬勃发展的投资和贸易，包括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交易，依然在金融领域基本使用美元结算的现状，对中国、对世界经济都有很大的风险——金融不仅没有转嫁泡沫，却很有可能拖了“一带一路”的后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我国拥有独特的政策优势和制造业全产业链优势，包括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消费国的优势时间窗口是有限的，如果完全依赖美元贸易和投资，持续透支我国的信用，则未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资产泡沫的进一步积累，可能最快十年之后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就不再存在——当前盲目使用美元的结果，相当于用中国制造的含金量为美元做了背书！因此，未来十年就是人民币走出去的黄金时间，同时也是最后的机会，必须抓住这一时间窗口大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针对中亚、非洲、中东等原油出口地区，在金融领域的贸易便利化难度很大，包括中国大银行在内的国内外金融机构早就习惯了美元的便利化，不愿意提供人民币兑换报价，个别国家连黑市都没有人民币汇率价格！虽然我国央行和多国央行签订了人民币互换协议，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这些国家的企业和个人使用人民币的意愿依然较低，金融脱虚入实又从何谈起？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和本质，就是要通过改革使得金融真正脱虚入实。我国金融货币当局要立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通过顶层设计和政策导向，促进人民币在贸易结算和跨境投资中的使用，原油期货的套期保值就是很好的案例：例如，我国的某油公司两个月后需要从中东某国进口100万桶原油，但是担心两个月后原油价格会上涨。中某油公司可以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买入1000手两月期的中国原油期货，锁定未来的买入价格，避免价格上涨带来的损失；而中东的出口商则正好相反，以往只能通过英美交易所进行反向操作，现在有了上海的平台，避免了“中间商赚差价”，规避了汇率和交割风险。这些有实际交易背景支持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佳支撑，其对国家的战略收益远远大于中国货币当局为了制度设计而承担的汇率风险。
另外，与原油相关的诸如航空业和炼化企业，经营中的现金流更大，人民币的使用空间也更大，汇兑风险管理需要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在经营层面，相关企业通过减少原油和成品油的现货库存降低资金占用，也能提升内部管理的利润空间。普遍上讲，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虽然未必符合现有跨境金融服务银行的利益，但是完全符合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体企业的一线需求。
原油期货与“一带一路”相结合应避免的误区
“一带一路”建设讲究共商共建共享，必须注意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方法。在原油期货推出的领域，应避免追求所谓的全球“能源价格话语权争夺”的表述，更不应该盲目从内心去追求所谓的全球石油定价话语权，这既不符合宏观经济新常态下的转型升级大背景，也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当前，国际市场上的原油定价主要受两大体系影响，一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些中东产油国联合起来希望掌握石油定价话语权；另一方则是美国英国，通过现代金融服务、包括伦敦和纽约的期货市场为实体贸易提供基准定价，影响油价走势。中国“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全球化的贸易便利，提升大宗商品的市场化定价自由化，并非想对欧佩克或英美交易所“宣战”。
另一方面，原油期货的推出不应该成为能源领域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停滞的借口。“一带一路”建设，国有企业现阶段是主力军，更应该期待多样化所有制的企业成为生力军！国有能源企业有国家信用做后盾，理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寻求更大的空间，应该把金融服务作为工具，而非借口国有战略资源属性，放任经营效率低下的现状，踌躇“走出去”带来的风险。虽然能源领域的很多定价权事关民生，有通货膨胀的风险隐患，但是平抑成品油综合成本，不能简单通过“国有国营”的机制安排，而是要积极探索打造中国特色的能源市场机制，积极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的现代企业制度。
总之，上海金融中心的原油期货推出，只是“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起点；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更多在中国外交、贸易、产能合作、金融服务、金融监管领域的跨境跨领域合作与创新，并不断向世界传达出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会放慢的清晰信号！
(许维鸿：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