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杨耀源 庞伟  

　　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对外开放格局总体呈现东强西弱的特征，根本制约着东西双向互济全面开放格局目标的实现。目前重庆、广西、甘肃、贵州以及青海等西部省区市共建的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项目（以下简称南向通道）有助于加快推进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新格局下谋求发展。  

　　西部地区开放面临的问题  

　　自2001年中国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也面临诸多问题与困难（1）。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差距明显。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3至2017年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较快，2017年为170955.31亿元，同比增长9.01%，与东部地区的 10.22%非常接近，但绝对差距依旧很大，仅相当于2007年东部地区的生产总值（见图1）。从财政税收收入方面看，2016年西部地区财政税收收入为41237.48亿元，而东部地区约是其3倍（见表1）。2013年至2016年，东西部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10591元扩大至14367元；东西部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由12307元扩大至14708元（见表2）。  

　　西部地区经济开放水平不高。一直以来，西部经济开放水平被视为西部地区发展的短板（2）。从进出口贸易规模看，2016年东西部地区贸易规模绝对差距高达 33913.33亿元，进出口贸易规模相当于东部地区1998年的水平，出口贸易总额约是东部地区1997年的水平，进口总额约为东部地区1999年的水平（见表3）。可见，东西部地区贸易规模差距巨大。  

　　西部各省区市发展不均衡。从地区生产总值看，西部12省市区，四川经济体量最大，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2万亿元，占西部地区比重超过20%；陕西、广西、内蒙古、重庆、云南和贵州水平均等，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大致在1至2万亿元之间；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和西藏则发展较为滞后，尤以宁夏、青海和西藏为甚，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都在4000亿元以下（3）。从增长速度来看，贵州、西藏、云南、重庆四省发展速度更快，2017年四省GDP增速排全国前四位（4）。  

　　西部地区软环境建设有待提升。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对西部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以帮助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一系列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工程得以开工建设或竣工，硬环境已有较大改善。在“一带一路”倡议的驱动下，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从依靠东部地区带动转向主动开放，从单一开放转向双向互济开放，这要求西部地区转向以提升软环境能力为中心，更好地推动自身发展。进一步提升和改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创业环境、投资环境、营商环境等软环境建设。  

　　促进加快西部地区开放发展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南向通道由兰州，途径重庆、贵州等西部省份，南下到广西钦州，由钦州出海至新加坡，这样就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南半岛的经济走廊”有机衔接起来。中国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是依托南向通道，可以实现产能，市场、劳动力等要素共享，有助于中国西部地区更快捷地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网络，加快西部地区的开放发展。  

　　战略协作层面：南向通道合作已形成的跨省合作的共建共享平台，推动构建西部地区联动发展新格局。“南向通道”建设虽然以重庆市为中心，但广西、贵州和甘肃等西部省区也需要在通道建设中调整战略定位，发挥自身优势，形成合力，打通西部地区通往沿海地区最快出海通道。比如，广西可以从解决基础设施瓶颈，提升北部湾港口竞争力，建设西南大通道多式联运一体化服务，突出北部湾港在通道建设陆海统筹模式中的龙头牵引作用，建设南向通道信息联通系统等多方面入手，打造南向通道的战略支点。重庆作为南向通道建设运营中心，应充分发挥对南向通道建设和运营过程的策划、统筹、实施、控制等作用，打造南向通道国际物流枢纽。甘肃作为内陆资源省，通过陇海铁路的物流通道业务与南向通道结合，形成转运服务和枢纽能力，打造南向通道北端枢纽。贵州可以依托自身内陆型资源省份的优势，借助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国际山地旅游大会、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等一系列国际活动的影响力，更深入地融入南向通道。刚刚加入南向通道共建协议的青海，借助南向通道，整合自身优势和资源要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破解制约发展瓶颈，加快对外开放。  

　　除上述省区市外，云南也是南向通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区域。目前，云南虽未加入南向通道共建协议，但基于云南面向中国东盟合作桥头堡的区位优势以及长期以来云南将大量的资源型物资依托北部湾港出口的事实，未来一旦中老铁路开通，南向通道的另一条铁路主干线将会形成。届时，货物将通过泛亚铁路，形成中国西部地区至东南亚的国际铁路联运。云南将成为南向通道的不可或缺的建设主体之一。  

　　据此，南向通道涉及的西部省份，几乎占据整个西部地区的半壁江山。这一共享共建平台的建立，将极大地促进西部地区联动发展格局的形成。  

　　项目推进层面：在中央支持以及共建五省的努力下，南向通道部分项目推进成效显著（见表4）。比如，2017年5月，重庆铁路口岸至广西北部湾港的内外贸同车试运行班列，标志着“渝桂新”南向通道的双向贯通。这条通道与长江航运（经上海至新加坡）的江海联运通道相比，运距缩短了2150公里，时间成本节约了20天以上，同时这条通道还具有铁路运输成本优势，从重庆沿铁路南下至广西北部湾港，与空运货物相比可降低80-85%的运输成本；与公路运输相比，虽然时间成本基本相当，但运输费用可以降低约一半，因此，对于那些生产附加值较高的工业产品的企业来说，这条兼顾了运费和效率的通道有着难以抵挡的魅力。比如，中国力帆集团副董事长陈卫就表示，力帆的摩托车产品凭借这条通道实施企业“向南卖摩托”战略，以性价比更高的运输方式，快速进入东南亚市场。  

　　民心相通层面：南向通道合作有助于促进中国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心相通”是夯实中国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基础。民间交流将增进中国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通过南向通道建设，将促进西部地区与沿线各国青年、智库、议会、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的友好交流。如南向通道可以推动中国西部地区与沿线国家的旅游活动，达到聚人气、促交流的目的。此外，频繁的人员往来也带来了广西主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甘肃主办的中国西部国际汽车博览会、重庆主办的中国西部（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等诸多对外经贸合作平台在教育、艺术等人文领域的丰富交流成果。南向通道可以借助这些成果丰硕的合作平台上，彰显自身带动人员往来、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作用。  

　　构建东西双向互济格局的引擎  

　　“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意味着“一带一路”的海上和陆上通道齐头并进，形成双向的开放格局。因此，南向通道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条促进西部地区对外开放陆海贸易的大通道，还应该发挥助力东部地区支持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作用，成为打开“东西双向互济格局”通道。目前已有个别省份正在进行一些尝试。以贵州为例，参与南向通道建设中，重视南向通道建设的数据交换、金融物流等软件建设，结合本省的大数据产业发展战略，成功吸引了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东部地区知名大数据企业纷纷入驻，这些企业为贵州加快建设服务外向型企业的物流信息平台，打造“信息化南向通道”起到了关键作用。  

　　为更好地发挥南向通道的资源潜能，使其成为构建更高水平的“东西双向互济格局”的引擎，对此我们从如下五大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战略协作方面，从东西地区协同发展的战略高度谋划南向通道建设，注重调动西部地区的主动性与东部地区参与的积极性，做到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优势战略部署。中央层面着力解决涉及南向通道建设的省区市的各种实际问题，加强各方的对话与协商，建立跨区域协同合作机制。地方层面建立围绕南向通道为主题的省一级政府会晤磋商机制，进一步落实涉及南向通道建设的省区市的战略合作协议，加强沿通道西部省区市与东部地区的对接联系。  

　　政策对接方面，建立跨区域合作的利益分享机制，使各方受益，避免重复投入与低效竞争。西部省市区，一方面围绕“南向通道”出台支持性的政策，加强投资和贸易监管、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提升通关便利化等措施，吸引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资金、人力、技术和资源，另一方面，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及双方产业合作，形成一定的产业经济带，同时将西部地区的资源性物资、劳动力输送到东部地区。加快“南向通道”成为打通“东西双向互济格局”的战略通道，更好地促进东西两大地区的双向交流与开放。  

　　项目合作方面，西部省区市加强与东部发达省份的友好关系，充分利用东部发达省市的潜能和资源，找准项目合作的切入点，建设若干个沿通道的经贸产业园区（5）。同时，推进与东部发达地区的资源合作开发，推进能源、原材料等大型项目合作。  

　　智力支持方面，提升南向通道建设的智力支持水平。通过深入了解共建各方的认知和需求差异，科学地制定和评估各方双边或多边合作的规划，进而提出促进合作各方具有建设性政策建议和可操作性决策参考。深入研究南向通道与“东西双向互济”存在潜在关系的问题，从区域战略、经济、地理、生态环境等角度对南向通道进行长期跟踪研究，注重开发智库产品，以提供切合实际需要的知识和政策建议。  

　　推动更多的省区参与南向通道建设，提升南向通道在“东西双向互济格局”的战略价值。需要借助东部发达地区的优势，帮助建设南向通道，形成东西两大地区共建南向通道的联动局面。  

　　（杨耀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庞伟：山西大学对外开放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文章中注释的（1）（2）（3）（4）均引自袁波：《关于“南向通道”合作与中国西部开放发展的思考》，载于《东南亚纵横》，2018年第2期；注释（5）的政策建议借鉴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亚洲研究所副所长袁波研究员《关于“南向通道”合作与中国西部开放发展的思考》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