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泓明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之始即致力于消除国家、区域间障碍，以及加强互联互通，最终实现广泛、深入、包容的全球化。这一过程中逐步缩小区域间差距，使全球化普惠于广大民众。“一带一路”倡议的“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赢取了世界广泛共识，又在基础设施建设、自由贸易区创建方面取得了进展，“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并不仅是国际化对外策略，同时也是推动形成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的纲领指针。对外开放策略由此演进成整体、全面、协调、包容，全方位、立体式的发展规划，在新形势下统筹国内外大局，打破地域间障碍，联通基础设施，融通中国基础上融通世界的整体发展方案。

　　海陆统筹 东西互济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海陆统筹、东西互济是系统内资源的再平衡策略，彰显的是发展的整体意识和大局观。海陆统筹是动态平衡、统筹海权与陆权的发展过程，使海陆间战略形成合力，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并这一过程中消除或缩小地区间差距。同时，由于我国是海陆属性特征兼备的国家，海陆统筹有利于打通“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间的通道，充分发挥我国海陆兼备的整体优势和效益。而东西互济则是通过东部发达区域与中西部发展中区域间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双向交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但两者又有细微差别。海陆统筹是一种战略思维，最初含义为国家运用规划、计划和政策手段对陆地系统资源和海洋系统资源统筹兼顾，增强海陆间的联系和互动，促进沿海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在此主要指国家通过制度性规划解决区域间的失衡问题。而东西互济主要指自然状态条件下资源的交流互补，国家为东西部交流创造环境和条件，使双方共同受益。

　　海陆统筹、东西互济条件下的“一带一路”，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中西部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这也意味着，国际、国内联动的“一带一路”，使得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推动东中西部均衡发展成为可能，国内各区域在这一背景下成为相互间关联更紧密的整体，实现全面发展。

　　战略重地 中部崛起

　　其中，中部地区作为夹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海陆大通道，以及东西相连的交叉区域和战略支撑带，战略位置重要性不言而喻，有望在陆海联动、东西互济下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和作用。

　　战略重地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六个相邻省份，是我国的人口大区、交通枢纽、经济腹地和重要市场，在中国区域发展分工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战略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先天资源禀赋。中部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十分之一，承载着四分之一的人口，并创造了约五分之一的生产总值。中部六省自然资源蕴藏丰富，山西、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矿产资源丰富，居于全国前列；植物资源以及生物资源，如草木本植物、珍稀野生动物等生态保存相对完好，同时还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与水资源；此外，地上地下文物资源、文化遗产、名人古迹为较多，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第二，地理区位优势。中部六省南北排列，贯穿东部沿海与西部沿边之间，是东西通道的交汇点与资源汇集地，同时还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如中部具备肥沃的土地资源，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之一；武汉、长沙、株洲、郑州、太原、合肥、南昌等是以装备制造知名的重工业城市；区域内部还有依靠长江、陇海、京广和京九交通大动脉形成的相对集中的产业带。

　　第三，“统筹中心”与安全“大屏障”。无论是基于政治政策上的考量，或是整体发展布局，中部都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中部一方面是资源统筹中心，如粮食基地、能源基地、交通枢纽，为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东部率先发展等板块提供资源、劳动力以及基础保障。同时，中部省份还是国家安全层面的大屏障，发展战略的施行需要稳定的后方基础，中部省份的国土纵深是国内受外界直接影响、波动较小的地区，可以成为对外开放的大后方，为整体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提供支持。

　　中部崛起

　　中部地区战略位置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实际情形却不尽如人意。相对于周边区域，中部发展缓慢，经济总量和市场成熟度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政策关注度和发展速度方面也不如西部地区。久而久之，中部地区被宏观政策逐渐遗忘，这是“中部塌陷”的由来，也是“中部崛起”战略规划的起因。

　　中央为维护国内各个经济区域的平衡协调发展，提升了对中部省份区域的关注度。2004年至2005年间，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计划，推动中部省份制定产业政策规划、经济转型、扩大对外开放等举措，加快发展步伐，这一系列行动被称为“中部崛起”。“中部崛起”政策重新明确了中部发展的重要度和紧迫性，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2017年发布的《中部崛起(2017)新经济发展报告》显示，中部六省GDP增速整体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河南、湖北、湖南的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跻身全国前十。

　　成绩背后也隐藏部分隐忧，尤其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中部地区发展思路与国家战略之间存在实施落差，地区缺乏对大形势、大环境、大战略的认识和研究，长期围绕小问题、小实际、小目标展开的计划，不但难以有效突破、解决现实问题，也与国家战略步调难以协调一致，山西的资源型经济转型在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次，中部地区都围绕着推动整体协调发展的目标，但却没有做到战略协同，反而表现为单打独斗、各自为战。如各省都推出自己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发展计划，如湖北的武汉都市圈、河南的中原城市群、湖南的“长株潭”都市圈、江西的“昌九景工业走廊”、安徽的“合芜”产业带。且在战略合作伙伴选择方面大多倾向于与之相邻的发达地区协作，如湖南倾向于融入珠江三角洲，安徽积极与长三角建立合作关系，江西要建成“长珠闽”后花园，甚至山西也在谋求加入环渤海经济圈。这种状况不仅削弱了中部地区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区域整体观念的缺乏大大降低了中部地区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中的影响力；最后，中部地区对开放的认识重点仍停留在增加进出口贸易额和部署“引进来”“走出去”的具体行动中，而中部整体开放质量的提升问题尚缺乏系统性的内外融通方案。如当前河南、湖北等省份都将商品博览会、跨境电商等平台作为发展重点，而如前所述，“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对外开放关键在于发挥承东启西、连接南北，东西交叉地域的支撑带作用，使区域间互联互通、协调发展。

　　“开放高地” 引领全局

　　“一带一路”统筹国内外资源、东西互济，同时加快中部地区内部整合与对外开放步伐，对于全面对外开放有着关乎全局的重要意义。具体而言，利用东西两种资源，打造“开放高地”是推动解决当前中部区域发展的现实途径。

　　“开放高地”

　　对外开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正在经历重要的模式转换时期。对外开放第一阶段是非均衡发展策略，即通过政策向某一地区倾斜，为整体发展积累资本和经验。如包括东部沿海地区为重心的“东部率先发展”策略，成功构建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渤海经济圈等。“西部大开发”作为发展重点区域也实现了一系列战略目标。中部省份作为“战略重地”和战略支撑带，在该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为地区间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赢得了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阶段，以“三大战略”为引领，推动各区域全方位、整体、全面、协调发展。这一阶段中的中部地区作为关键核心区域，通过海陆统筹、东西互济，汇集资源、信息、人力、智力，共同协作推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使中部由“战略重地”发展为“开放高地”，由开放外缘走向开放核心。

　　中部借助中心位置，将东西资源汇聚、凝结，一方面使东部资金、项目、经验、技术，西部的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中部发展所用；另一方面在加快自身发展，提升内生动能的同时，借助政策势能，让资源要素在国家框架下有序流动，使资源分布更为合理、均衡。“开放高地”既改变纯粹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源累积的“马太效应”，也非完全利用计划调控主导资源分配。在战略规划发挥基础性指导作用的同时，注重自然条件下跨省份、跨区域的资源自由结合，打破长期以来政策区域内的资源主导分配政策，藉此实现跨区域资源的“多点均衡”，以及产业多种要素的“多种均衡”。

　　引领全局

　　中部“开放高地”对于整体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政治意义上而言，中部“开放高地”践行社会主义公平发展理念，缩小地域间差距，扩大发展成果的共享范围，使区域社会中凸显社会主义优越性；其次，通过中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与引领作用，将资源重新汇集、分配，使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更为均衡、合理，资源运行产生“叠加”效应；最后，中部区域协同能为西部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也能为全球化治理提供智力支持。

　　如何才能将中部区域建设成为“开放高地”呢？

　　第一，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是党中央高瞻远瞩，融世界局势与中国智慧于一体，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宏大战略蓝图。从而“开放高地”必须围绕这个背景设计，联系各地区发展实际，制订相应政策，使之与国家战略步调、目标相一致。

　　第二，打破空间、思想中的障碍，实现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全球化下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问题国际化大背景，在新形势下制定的整体方案，目标在于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打通国家间、区域间、省域、地区间的障碍，促使资源在大空间中自由流动。具体到中部，则是通过“陆海空天电网”交通、能源、信息等方式，联通中部区域，使各区域凝聚成一个整体，再通过联通陆上丝绸之路沿线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沿海内陆、东西交互的大通道，使东西衔接更为顺畅，最终实现由联通中部的五通、到联通中国的五通再到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五通目标。

　　第三，中部区域内部深度协作，协同对外开放。中部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发挥比单个省份和地区更为重要的作用。打造协同对外开放共同体，必须围绕区域内的公共产品进行资源凝聚，提升空间效率。如围绕能源经济带、陆海交通大动脉进行协作，提高协同开放的能力。围绕科技创新、智库协作，由特定领域内的小协同开始，逐渐实现大协同。围绕能源、通信、基础网络、虚拟空间等新兴公共资源开展广泛协作，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协作质量。

　　第四，“走出去”“引进来”行动，提升“开放高地”影响力。“开放高地”的实现一方面通过开拓视野，提高整体开放水平；另一方面还要通过脚踏实地的贸易、交流活动，以“一带一路”为渠道实现资源要素全球配置。

　　第五，区域内外的民心相通汇集“开放高地”。民心相通是战略实施的中心环节与重中之重，以交流为基础，由互联互通逐渐实现互信，互信范围也由内至外向前环状推进，最终由小范围推广至大世界。这是未来和谐、美好的世界愿景，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终极目标。

　　（张泓明：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