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秦亚青 魏玲

　　中国积极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并主动发挥积极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要“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辟了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开放合作的新境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聚焦发展合作的新型全球治理实践。

　　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

　　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体现了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和协商建设的新型治理观。

　　共建“一带一路”包含了多元国际行为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发展水平、经济规模、文化习俗等差别很大,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更为重要的是，沿线国家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平等参与合作治理提供了平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2.3％，而其中的27个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8.3％。

　　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3.2％，其中发达国家增长1.9％，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长4.1％，且已经连续多年保持4％以上的增长率。全球南方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崛起，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区域连接起来，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发展合作中的重要主体，打破了现有发展合作主要由西方主导的一元主义模式，顺应了国际实力分布的变化。

　　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还引入了沿线各国企业、社会组织甚至个人，真正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促进了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建设鼓励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通过公私伙伴关系、混合融资等各种工具和机制进行融资，与“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相结合，形成了多元融资和公私合作模式，不仅为官方援助和发展合作提供了补充，而且实现了私营部门对全球治理的积极有效参与，形成了全球治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一带一路”鼓励和推动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学术交往和人员往来，各国政党议会、民间组织、大学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留学生、游客等都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形成了方方面面的社会组织和个体积极参与建设、发展、合作的局面。

　　“一带一路”确立的“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则为多元治理、平等参与的民主治理提供了保障。共建“一带一路”是建立在尊重各国主权基础上的平等参与、互利共赢的合作新模式，没有强加于人的意识形态和附加条件，而是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构建一种协商共治格局。“五通”中的“政策沟通”既是政策对接，更是协商和构建共识的过程。“沟通”赋予各方平等地位，以自愿为基础，参与者具有自主权，合作空间和弹性大。

　　“民心相通”则是自下而上的交流沟通、求同存异、构建发展共识的过程。共建“一带一路”是一个协商发展倡议，地区各国“通过形成发展共识，共同创造发展的软硬条件，以实现共同发展”。就合作机制而言，“一带一路”不追求基于条约和高度规则化和制度化的深度一体化,没有走“制度先行、承诺先行”的老路，而是通过平等协商，以合作项目的方式来推进，走了一条“项目先行”的务实道路，避免了参与方“在开放承诺上的压力”，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构建包容、开放、普惠的世界经济体系

　　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包容、普惠和开放的区域和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尤其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有利于纠正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失衡问题，解决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

　　首先，共建“一带一路”是非排他、非歧视的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是一个包容的框架，没有限制性和约束性的制度规定和成员资格要求。同时，它也对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目的是“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因此，它既是区域合作，也是全球合作，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成果是普惠、非排他的。比如，“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可以提升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加快沿线及其相关区域的经济整体发展和一体化进程，在客观上提供了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的包容性还在于它既强调政府的作用，又积极调动企业和私营部门的积极性，通过公私伙伴关系解决公平发展、平衡发展和贫困问题。目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基础设施项目已成为包容性增长的案例。“一带一路”倡议尊重各国的发展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主张各国自主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要求同一的发展模式，而是强调发展战略对接，寻找利益契合点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在推动各方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方面遵循“和而不同”的理念，包容共生，合作共赢。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合作体系，包括成员开放、机制开放、过程开放和结果开放。倡议提出以来，加入的国家和国际与地区组织日益增多，已经超出了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非洲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就很好地体现了该体系的开放性。非洲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之地，但最初并没有出现在“一带一路”的路线图中。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中非合作与之并行发展，进而相互影响。随着中非双方不断走近，两个进程通过具体措施和倡议，实现战略对接，走向融合。中非合作的优势、理念和经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非洲落地，而中非合作在“战略对接”中也进一步明确了优先方向和发展重点。这是开放体系中相关各方基于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自愿走近、建立符合需要的合作议程的过程，是自发也是自觉的开放合作过程。

　　共建“一带一路”体系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它对于各种合作机制的开放,以及合作目标和结果开放。比如，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平台涵盖了多个领域的众多机制,包括以自贸区为基础的合作机制、以次区域为基础的合作机制、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合作机制、以产业园区为载体的合作机制、以海洋为基础的多重合作机制、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经济发展政策合作机制，此外还有社会与人文合作机制等等。

　　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要打造一个高标准的自贸区或者实现高水平的地区一体化，而是让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沿线国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制定更现实的合作议程和项目，以更灵活的方式参与地区合作，实现互利多赢。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仅过程是开放的，结果也是开放的，并没有预设统一的目标，但其发展进程和方向则会成为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新途径。

　　第三，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纠正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失衡问题，解决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基于“共商共建共享”新型治理观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供了一种新型全球化模式，将对世界经济运行再平衡、国际利益格局再平衡和全球治理格局再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设施联通和国际产能合作可以推进世界经济运行实现再平衡。互联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10％—15％，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还可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为其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民生发展导向，有利于实现全球化的本土化，让经济回归实体产业。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同步建设的模式可以实现“一带一路”倡导的经济融合、发展联动和成果共享。比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就有利于加强泰国在中南半岛的交通枢纽地位，为泰国和次地区发展带来新机遇。

　　中国的联合钢铁集团2017年在中马关丹产业园区投产运营，已创造了4000个就业机会，其中70％的岗位提供给马来西亚人。类似的项目不仅转移了优质产能和技术，还改善了当地的民生。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推动经济利益格局实现再平衡，特别是平衡政府和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打破世界经济中心—边缘利益格局，进一步强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国际层面增长和收益的平衡发展，缩小发展差距，减少发展赤字，这对于解决发展领域的治理失灵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构建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表明参与方不局限于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和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制度，甚至也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其凝聚世界各国的重要吸引力是可持续发展。共建“一带一路”有望推动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模式，顺应各国发展需要，尊重各国发展道路选择，以互利共赢为目标，构建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需要共同的认识基础，“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基础。“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发展倡议，但其背后有深刻的理念支撑，核心就是可持续发展，对这一人类发展根本价值的认同是“一带一路”共同体构建的理念基础。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为标志，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持续发展是“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的行为矢量”，将导致发展这个复杂系统朝着更加合理、和谐的方向推进。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要同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强调地球系统观、生态文明思想和低碳经济概念。可持续发展要求发展动力、发展质量和发展公平实现有机统一，要求创建和谐、稳定、安全的人文环境，体现经济、社会、环境诸要素的绿色运行。“一带一路”建设在理念和目标上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是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

　　命运共同体需要基本的安全保障，“一带一路”将发展作为这种安全的根本和基础。发展与安全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没有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个体利益、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是紧密相关的，安全是相互联系的，没有共同发展就没有共同安全，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可持续安全。中国提出的安全观特别强调了可持续安全理念，指出“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对于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发展安全难题，因此，发展与安全并重，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的理念得到普遍认同。“一带一路”在非洲的建设成就就是很好的例子。贫困往往是极端主义、社会动荡以及国家和民族冲突的主要来源，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提高了当地经济效率和民众就业率，显著减少了贫困，缓解了地区紧张局势，维护了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非洲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命运共同体需要共同的目标和宗旨，“一带一路”所包含的可持续发展、共同繁荣和相互认同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这样的目标和宗旨。“一带一路”以“五通”建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推动建设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共享繁荣与安全的命运共同体。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以下简称西港特区)就是“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合作共赢、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例子。西港特区是中柬两国政府顶层商定、部门对接、企业推进的共同成果，既借鉴了中国工业园区发展的成功经验，也创造了具有柬埔寨发展特色的开发模式。

　　截至2017年底，西港特区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118家企业入驻，解决当地就业2万人次，对西哈努克省的经济贡献率已超过50％。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了56个类似西港特区这样的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可以预见，如果可以推动当地可持续发展，并做好民心工程，这些地方都可成为命运共同体网络建设的生发点。

　　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是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重要思想内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中国发起和引领的塑造新型国际秩序、构建公正公平的新型全球治理的重要实践，是应对全球性威胁，解决全球治理失灵、世界失序、发展失衡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简言之，“一带一路”所秉持的多元治理主体、协商治理路径，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目标，全面反映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思想，既是中国对于和平发展、开放合作的道路选择,也是致力于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繁荣和安全的责任和承诺。

　　（秦亚青 魏玲： 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