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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对外传播需要“一国一策”

2018-08-09      

撰文/孙敬鑫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稳步实施近五年来,国际舆论对其整体关注度日益提升。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8年3月底,海外纸媒关于“一带一路”的英文报道约11万篇,海外出版的相关图书超过450种,国际智库专题研究报告超过200个。显然,作为全球治理极具启发性、富有吸引力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持续成为国际舆论的热点话题。我们也要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度和认可程度有很大差别,对“一带一路”的需求度各有侧重,对“一带一路”的参与度也相差较大。特别是进入2018年以来,受地缘政治摩擦、现实经贸关系和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影响,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担忧和猜忌声音有所增多,需要我们在稳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之余,深耕做细“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工作,尤其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制定个性化的传播方案,因地制宜地讲好丝路故事。

  “一带一路”传播面临多样的外部世界

  沿线国家的客观条件和发展现状差异较大。仅就沿线60多个国家而言,他们分布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中东欧和中亚等六个区域。国土面积、人口、自然资源等差别很大,可以称之为世界上多样化最明显的一大区域。此外,受历史传统、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沿线国家分别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模式,而政权稳定度也各有不同。据统计,在沿线国家中,近10年至少出现过一次大规模政治冲突或动乱的国家多达22个。其中,陷入长期战乱或冲突的国家8个: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巴勒斯坦、乌克兰、斯里兰卡。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015年发布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风险评级在5级到9级之间的有51个(如图1所示)。

  不同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关注热度差异很大。由于客观需求、传播力度等影响,不同国家的民众对“一带一路”的关注热度也存在较大差异。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2017年对国外媒体和网民发表的“一带一路”相关话题数量的统计显示,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主要国家最为关注(如图2所示)。

  不同国家对“一带一路”的了解程度差异明显。根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2017年年底在全球22个主要国家开展的调查显示,“一带一路”的海外整体认知度达到18%,在印尼、印度等沿线国家的认知度甚至高达40%及以上。认知度前五位国家依次为:印尼(43%)、印度(40%)、意大利(40%)、日本(40%)、俄罗斯(34%),认知度最低的五个国家依次为:阿根廷(3%)、西班牙(5%)、智利(5%)、法国(6%)、墨西哥(7%)。可见,不同国家间的认知差异也非常明显。(如图3所示)

  不同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可程度差异显著。2017年年底的调查显示,60%的全球受众认可“一带一路”倡议对地区和全球经济具有积极意义,这一比例在发展中国家平均达到62%,在发达国家也有平均45%的认可度。认可度前五位的六个国家依次为:俄罗斯(73%)、墨西哥(70%)、巴西(65%)、智利(65%)、德国(62%)、印尼(62%),认可度最低的五个国家依次为:法国(19%)、日本(29%)、韩国(37%)、西班牙(37%)、澳大利亚(38%),首尾相差35%。(如图4所示)

  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合作程度差异很大。4年多来,在领导人大力推动和相关部门的密切协作下,“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与沿线国家的整体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的数据显示,中国与沿线国家2017年国别合作度平均得分为45.11,较2016年上升1.56分,但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合作程度最高的五个国家及得分为:俄罗斯89.80,巴基斯坦78.31,哈萨克斯坦75.92,泰国74.74,越南72.71,最低的五个国家分别是爱沙尼亚18.43,也门18.29,巴勒斯坦17.75,马其顿16.71,不丹9.57,首尾相差80.23分。(如图5所示)

  “一国一策”需首先做好基础工作

  面对前述多样化的外部世界和外在需求,为了更好地制定和实施“一国一策”,需要做好几项基础性工作。

  加强国别问题研究。国别研究是针对特定国家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进行的全面深入研究,它与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联系密切,但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大于后者。它具有全面性、深入性、及时性和战略性等特征。国别研究人才应该具备这样一些经历和素质:曾在当地学习、工作和生活过,了解当地的文化和风土人情;通晓当地的语言(有些国家还不止一种语言);具备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素养;与当地人士(特别是精英人士)有交往,在当地有广泛的人脉。当前,我们的国别问题研究分布很不均衡,过多人力集中在欧美研究上,周边研究和亚非拉区域研究依然比较弱,小国研究人才更是稀缺。这几年来,诸如缅甸、斯里兰卡等沿线国家,均出现过政权更迭导致的与中国关系出现较大变化的情况。而在此前后,我们还缺少一些预警研究和快速反应机制,导致一些当地的在建项目出现了波折甚至停滞。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力度支持国别问题研究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最好能建立长效机制,例如选拔一批学生出国留学、生活,鼓励青年硕士生、博士生选定单个国家开展深入、全面的研究,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成长成才机会。

  培养更多复合型外语人才。据初步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约有2500种语言,52种官方语言。国内高校尚未开设的语言有11种,仅有1所高校开设的语言有11种。2017年,察哈尔学会、中译语通·译世界以及语言大数据联盟共同发布的学术报告《“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市场全景式分析与行业及政策建议》也显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语言服务面临三大问题—小语种人才不足、语言与专业结合不足以及市场化欠缺。建议拿出更多的资源用于培养急需的语言翻译人才。进一步在语言教育中增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的种类,应该制定小语种人才储备战略,并由相关单位管理并储备某一阶段看似“无用”的小语种人才。培养小语种人才不仅仅要注重语言技能,还要培养综合素质。未来需要更多的跨界语言服务人才,需要具有战略性思维、跨界能力强、跨界视野宽阔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精准研究不同群体的需要。在制定“一国一策”时,还需要就单个国家的不同区域、不同年龄群体、不同文化群体进行分类。比如,在巴基斯坦,相关项目主要集中在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地区,涉及电力等能源,公路、铁路、航路、油路、信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瓜达尔港港口以及卡拉奇出口加工区等五大开发区。在这些项目覆盖的地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传播思路。对于那些没有被项目所覆盖的地区,我们的传播策略就需要作出调整。同样,对于很多国家的执政党、在野党,我们都需要有合适的传播和沟通策略,才能尽量避免项目和投资风险,营造相对稳定的舆论环境。

  确定合理的对外传播目标。显然,我们不能期待所有沿线国家及民众都能了解“一带一路”,也做不到让所有人都能认可并从中受益。如何在传播层面,恰如其分地确定我们的目标?一是建议明确“一带一路”的利益攸关方,比如直接建设者、参与者、受益者,或者“一带一路”项目较为集中的支点国家和重点国家,或者对“一带一路”误解较深的地区和国家,等等,将他们作为传播的重点。二是确定传播的目标层次,在认知度、认可度、参与度上,我们需要针对不同国家设立具体的目标值。三是要确定传播的步骤和策略,守住目前舆论环境相对友善的国家,扩大舆论环境较为中立的国家,尽量减少舆论环境整体负面的国家。

  (孙敬鑫: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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