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智库在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实践中，国内涌现出了不少智库。它们作出了很多贡献。从2018年2期开始，《丝路瞭望》“智库谈”栏目每期介绍一个智库，与读者分享智库是如何积极作为，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慧支持，为决策者出谋划策。

撰文/ 本刊记者 周 瑾

　　《丝路瞭望》：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您作为国内非洲研究的顶级专家、全国唯一受邀参会的地方性智库负责人参会。这表明您所在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已经跻身国家服务对非合作和“一带一路”的一流智库。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所在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刘鸿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是在教育部、外交部支持下于2007年成立的中国高校首个综合性、实体性非洲研究院，经10多年发展已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非洲研究机构与国家对非事务智库，是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指导委员会指导单位”和“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中方智库、教育部“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单位。我们创办有“中非智库论坛”，建有国内高校首个非洲博物馆、非洲翻译馆、非洲图书资料中心与非洲特色数据库，还设有《非洲研究文库》《非洲地区发展报告》《非洲研究》编辑室，及院学术委员会、院务委员会等机构，与10余个非洲国家的大学建有合作关系，并在喀麦隆、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建有孔子学院和海外研究基地。2017年1月，目前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非洲研究院入选全球“2016年度最佳区域研究中心（大学附属）”。在该榜单22家入围智库机构中仅有3家中国智库机构上榜。2018年1月，非洲研究院再次入选。

　　非洲研究院围绕国家发展大局与中非合作大势，以“当代非洲发展问题”与“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为重点研究领域，深入开展基础理论与应用对策研究，迄今已累计出版各类《非洲研究文库》学术著作、译著和专题报告75部（卷）；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300多篇；在国际上主办了“中非智库论坛”“中非媒体智库研讨会”等一系列影响广泛的重要学术会议；向国家各部委提交各类咨询报告40余篇；编撰出版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年度报告《非洲地区发展报告》及研究院专业期刊《非洲研究》已成为中国非洲研究重要品牌。

　　《丝路瞭望》：您认为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发挥的作用有哪些？

　　刘鸿武：今天，中国正快速走向世界，中国的学术界、媒体界、智库界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创新发展思路，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对外交往合作的有效性，真正从变化中的世界中来思考和把握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用学术和思想、知识与理论，为中非合作作出自己的贡献。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与非洲国家学者们的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合作与相互支持。

　　我在创办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过程中，努力推进研究院各项工作的国际化、非洲化进程，让中国的非洲研究更接地气，更接近非洲大陆的实际和中非合作的现实需要。自2010年至今，我院通过各类渠道积极推进非洲籍专业人才的引进工作，现已陆续聘请长期（或短期）非洲籍专家、学者10人。其中多数非洲学者长期在华生活、学习，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在承担非洲研究院安排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之余，在非洲研究院的支持和鼓励下，他们还深入中国城市、乡村调研、考察中国发展模式，学习中国发展经验，撰写心得体会，在国内外媒体宣传、推介中国文化，畅谈自己对中非关系、中非发展的想法和建议，为增进中非友谊和民心相通作出积极贡献。

　　《丝路瞭望》：您在参加活动时经常会播放一部纪录片《我从非洲来》，能否讲讲这部纪录片的诞生，以及背后的故事？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做好文化交流，您又有何心得体会？

　　刘鸿武：纪录片《我从非洲来》是非洲研究院张勇博士与索马里籍外教和丹（Hodan Osman Abdi）博士联合执导的。2017年10月，和丹博士受邀赴英国参加学术会议时，曾在伦敦政经学院、亚非学院进行展播，纪录片得到了广泛的好评。观影学者、留学生认为：“纪录片的每个小故事都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我们由此更加全面了解非洲，也能从旁观者的视角更加辩证地看待中国带给外国人的发展机遇和在对外移民政策上所展现出来的值得进一步完善的问题。”英国广播公司（BBC）英文、中文频道分别就相关问题对和丹进行了采访。和丹从外国人的角度对中国的教育、中非文化、中非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独特的解读。

　　和丹博士是非洲人眼里的“中国通”，在浙江的非洲国家社团中小有名气。他久居中国，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还会用英、法、阿拉伯等三种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由于在语言上的独特优势，每当有非洲国家代表团来访，研究院都会安排他和毛里塔尼亚籍学者亚黑亚（Mohamed Mahmoud Yahya）博士一同参加外事接待，为来访非洲友人提供讲解、翻译服务，介绍中国的非洲研究事业，协助我们共同做好研究院的国际合作与对外交往工作。2016年9月，亚黑亚博士荣获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西湖友谊奖”。2017年10月，和丹博士受聘为索马里总统顾问，为索政府就索马里国家发展、中国与索马里两国相关领域合作方面提供政策咨询和信息参考。

　　从这些年的工作实践来看，讲好中国故事，除了我们自己要把故事说好，做好对外宣传，还需更多地借助外部力量，如请非洲朋友结合自身经历向国际社会传递观点和声音，这有助于增强认同感，也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更能产生文化共鸣，传播的效果也会更佳。

　　《丝路瞭望》：“一带一路”是近年来中国引领世界学术风尚、设置全球议题的话语概念。请您介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在推动中非人文交流中的做法，并谈谈您如何看待中国学术界体系化、理论化、学科化地研究“一带一路”？

　　刘鸿武：近年来，中国提出要与国际社会一起努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从学术与思想、知识与观念的层面上说，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就需要有能支撑、解释、服务这一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思想理念与行动智慧的创造与传播，这正是今天中国和非洲国家、“一带一路”国家的知识界思想学术界应该努力的方向。

　　我们说，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不会凭空而降，也不能由某一区域、某一国家民族文化的知识来充当普世性的人类知识。我们需要通过全球范围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智库建设与合作，在继承和开发各国、各区域、各民族的传统知识与现代智慧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和合作研究，把人类的知识、思想、文化都链接起来、汇通起来，并加以综合创新，这样我们才可以创造出真正具有普世性、全球性的人类共享、共通的知识与文化，也才能应对今日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近代以来，中非双方都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复兴进程，为最终完成中非双方的国家民族复兴，21世纪的中非双方都需要以更加自尊、自信、自立的精神，去继承和发扬各自的文化传统与精神遗产，同时也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去拥抱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共同推进人类各文明，以更为均衡、多元、平等的方式对话与合作，从而共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建构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当下，人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已是如此复杂，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民族、区域、文化与知识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 世界必须携起手来，同心协力，同舟共济。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发展变革的关键时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局。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在经历了百年来的奋斗后，正取得历史性的发展与提升，即从过去主要是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自身发展，转向到倡导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共同发展；从主要通过改革、开放、跟随、学习的追赶型发展，转变为更多通过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结伴型发展；从主要依赖于资源、技术、人力、资金的旧发展，转变为更多立足于知识、思想、制度、文化的新发展。在此大背景下，中国需要知识与思想的自主性成长与战略引领，需要系统回顾总结中华学术传统，以中华文明演进的5000年智慧、国家治理的3000年思想、现代复兴的200年经验、改革开放的40年探索实践为基础，返本开新，继往开来，着眼于未来百年中华民族与世界发展的相互关系的高度，重新理解和确认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以及在新时代的身份、角色和抱负，进而为推进全球治理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丝路瞭望》：今年是中国主场外交“非洲年”，也是中非合作黄金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刚刚在北京召开，您也受邀担任中央电视台的特邀嘉宾，对峰会开幕式和习近平主席演讲做现场直播解读。您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非合作领域有何热点，或者需要特别关注的？

　　刘鸿武：中非合作的丰富实践，也对国际合作机制的创新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中非当代知识与思想的创造与积累。

　　首先，中非合作论坛将中非合作的行为规范化、系统化、常态化、精细化。中非合作三年一届的论坛模式，将中国国内发展的重视战略规划、重视政府与民间力量结合的经验推广到国际合作当中来，形成了国际合作的新模式。

　　第二，每届中非合作论坛都将宏观战略规划与具体项目相结合，前后之间既有承接性，又有变革性，凸显了中非合作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务实性。

　　第三，中国发展经验正广泛影响到中非合作进程。非洲的知识界和思想界日益重视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的经验，开始认真思考适合于非洲发展的新模式，更加独立自主地探索非洲的发展道路。

　　第四，中非合作论坛充分发挥了中非双方的积极性，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国企与私企、NGO与公民社会的积极性都调动出来，形成了不同层面的合作模式，让中非许多普通人受益。

　　第五，中非合作提高了非洲在全球的地位，影响了非洲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方式，优化了非洲国际合作的环境，推动新型国际合作模式的发展。

　　当代中非合作不仅只是经济、贸易、投资和设施建设，不仅仅只是物质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赢，实际上还伴随着日益紧密的国家发展与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伴随着中非双方在国家制度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日益紧密的相互认知、沟通与合作。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对非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各种研究数据表明，过去十多年，中非合作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以上。在有些非洲国家，中国的贡献率更高。比如，与中国经济合作成效显著的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已经保持了10多年、约10%的年GDP增长速度。中国与埃塞合作修建了这个国家的第一条城市轻轨（也是非洲大陆上的第一条城市轻轨）、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第一个风能发电站、第一个现代工业园区，并在这里援建了现代化的“非洲联盟国际会议中心”，以支持非盟能力建设，从而提升了埃塞在非洲发展中的地位。这一切，使过去贫穷落后的埃塞，日益成为非洲大陆最富发展活力的国家，被称为“非洲发展之星”。而中国与埃塞合作的成功经验，正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平台上获得更广阔的推进空间与创新机会。

　　国家治理能力与经济发展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思想自立与知识创新能力的提升，中非政治经济合作的基础，同样也是建立在日益紧密的思想与知识合作的基础上。今天，中国正在为“两个一百年”的民族复兴目标而奋斗，非洲也制定了面向未来的“非盟2063议程”宏伟规划。在此宏观背景下，双方要建构发展合作的命运共同体和机遇共同体，必须建立可以交流、理解、借鉴的“知识与思想共享平台”，必须建立相互尊重的、平等互惠的“知识共享和思想交流的伙伴关系”，努力在人类发展进程、全球治理、国际体系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发出中非双方共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