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在分析了当前世界大变局之后，强调要加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海外利益是国家利益在地理空间上的延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中国海外利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由庞大的人员和资本构成的“海外中国”呼之欲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等多个重要场合反复强调要切实维护中国海外利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
“一带一路”倡议从愿景成为现实，中国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的能力大大提升。可以说，倡议的实施为中国维护和扩展海外利益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但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并不安宁，中国的外部环境仍然存在诸多风险，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危害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因素必须提前预判，科学防范，合理规避。
在海外政治利益方面，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核心，事关国家根本利益。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善于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洞察重大的政治安全隐患，提高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需通盘布局、综合协调与沿线大国的关系。既往的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在扩展海外利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大国的干预与掣肘。“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历来是大国利益犬牙交错之地。一些大国依据自身的地缘状况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提出自己的战略设想，他们会将自身作为塑造地区秩序的主导者，意图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增强对地区事务的领导力。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妥善应对沿线大国的战略制衡和利益协调问题。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要重视边疆安全。中国有九省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陆上接壤，这些省区过去是对外开放的大后方，现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前沿，边疆的稳定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国的边疆安全形势不断改善，暴恐案件大幅下降，政府防范打击处置恐怖袭击的能力大幅提升。但受世界政治大环境影响，近年来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三股势力在中国周边国家异常活跃，边疆安全局势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在全面推进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对“三股势力”的渗透活动保持高度警惕。
第三，针对沿线国家国内政治风险要提早研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制度各异，部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政治认同分歧严重，正处于体制转型期，不可避免带来各种政治和安全风险。一旦发生政治动荡可能会对中国与该国的双边关系及中国的海外资产、人员安全产生较大影响。对这类国家要加强政治风险研判，对其国内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党派矛盾要做充分评估和跟踪调研。
在海外经济利益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全球经济制度，涉及全世界三分之一的GDP，三分之二的人口，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及增长有重大意义。但是正是由于其体量巨大，其面临的经济风险也异常复杂。这些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风险、微观经营风险、营商环境风险等。
首先，在宏观经济层面，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金融市场发生动荡的风险居高不下。由于中国当前在“一带一路”项目中以基础性投资为主，资金投入大，周期长，很容易受到这些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影响。在全球经济低增速大背景下，部分沿线国家出现较大经济波动，经济下滑趋势明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可能降低，甚至已签约的项目都可能出现违约风险。
其次，在微观经济层面，中国企业的海外运营能力有待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对象和领域空前增加。但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站住容易站稳难”整体态势依然存在，在合规管理、质量管理、员工管理等方面都会遇到困难，出现“水土不服”。不少企业没有把握好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关系，与当地社会脱节，只重视与政府经营关系，忽视同当地反对派、非政府组织及媒体搞好关系，并把国内一些不规范的经营理念和方式带到国外，增加了企业的运营风险。
第三，在营商环境层面，部分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不佳，投资安全性存在较高风险。部分沿线国家法律体系不完善，中国企业在这类国家投资存在较高的税务核算、专利保护、违约解约方面的法律风险。同时，部分国家由于经济增速放缓，民生水平下降，导致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甚至出现针对中国企业的法律“隐形壁垒”。
在海外文化利益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通心工程，必须发挥人文开放的先导功能，深化与沿线国家在发展理念和价值观上的共识，形成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全方位合作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是众多不同民族的聚居地，也是四大宗教的发源地和重要传播地。文化差异巨大、历史问题繁杂、语言风俗迥异、民族宗教矛盾尖锐、武装冲突频发，而且上述矛盾具有较强的风险外溢效应，一国爆发的矛盾与冲突会对周边国家产生辐射影响。在如此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在传播自身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小心谨慎，字斟句酌，避免沿线国家因文化差异产生误解误读，使中国文化、中国形象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被异化、曲解。因此，在可预期的未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地区在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与包容依然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善谋者胜，远谋者兴。在当前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和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中，必须始终强化风险意识，增强底线思维，切实增强抵御风险挑战，增强维护和拓展中国的海外利益的能力。
在政府层面，中央政府以经济合作为核心，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纽带，加大市场信息的搜集，提高信息的透明度，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对市场信息的把握，做好信息配套服务，帮助企业充分了解海外投资风险源、提前发现风险点、及时编织防控网、有效管控影响面，最大限度减少或规避各种危及中国海外利益的负面因素。在政治安全方面，要高度重视和防范“三股势力”对中国边疆地区的渗透，与沿线国家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加强情报信息的互通共享，加强边境口岸的安全管控，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提升对“三股势力”活动研判和防御水平，拒暴力恐怖活动风险于国门之外。
在企业层面，中国企业应加强技术研发，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要从战略高度上重视企业形象的建设，在经营过程中，尊重东道国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自觉保护劳工合法权益和当地环境，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要注重培养专业的风险管理人才团队，规避因不熟悉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而带来巨大损失。同时，中国企业要在中国驻外使领馆统筹协调下，加强自身安全防范与保护能力。一方面，组织建立海外民间商会或者行业协会海外分会，为中国“走出去”企业提供更好的商务信息和共享资源，有效节约企业成本和精力，提升与当地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对话能力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一些政局不稳的沿线国家，中国企业要自主加强安保力量，配备必要的防护设施，探索适合所在国国情的海外安保服务新模式，切实保护好企业驻外人员和海外投资安全。
在社会层面，高校作为国家人才培养的最重要环节，要抓紧开设“一带一路”相关课程、学科或专业，培养外语基础好，专业技能扎实，熟悉沿线国家情况的高层次人才。智库作为为国建言献策的重要渠道，可以发挥平台优势，强化人才储备，深挖海外投资成功或失败案例，形成高质量研究成果，为国家、企业提供法律法规、风险提示等服务。
[曲鹏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研究所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