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任总统以来，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终于升级成了贸易战。国内有观点认为这只是两国间更为激烈的经贸摩擦而已，幻想着美方如过去那样知道适可而止，所以忌讳用“贸易战”三个字，但事实却让人不得不正视贸易战已经到来。
必须正视中美贸易战的到来
毋庸讳言，中美两国的此番经贸摩擦涉及金额之大、出手力度之重、历经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可以说前所未有。固然，经贸摩擦不一定都会上升到贸易战的层级，但贸易战却一定是经贸摩擦激化到更高程度的表现。如果对中美两国之间爆发的贸易战缺乏清醒认识，相应的对策制订也很容易走偏。
回答如下四问，判断贸易战是否成立便可一目了然：
一问所涉及金额是否足够大？只有金额足够大才可以被称为贸易战。试问当今世界上哪一场经贸摩擦在金额上超过中美之间的这次经贸摩擦？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前两大贸易国，显然这次的经贸摩擦所涉及金额是足够大了，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战所涉及金额超过当下。
二问美国发起的经贸摩擦到底是合作博弈手段还是对抗博弈手段？只有对抗博弈才能够是贸易战。显然，特朗普对中国发起经贸摩擦并不仅仅是为了体现出美国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要将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影响力打压下去，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不惜杀敌一千自损两千的行为是典型的对抗博弈做法。
三问美方发起经贸摩擦是否符合国际规则？只有将国际贸易规则边缘化，才会带有贸易战特征。现在看来，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依据”是美国的国内法中相关条文，如对华加征关税所依据的《1962年贸易扩展法》和《1974年贸易法》都是美国的国内法。至于世贸组织的相关条例，以往还被美方当做贸易保护主义的遮羞布，而现在美方连这块遮羞布也“省掉”了。
四问中美两国的经贸摩擦是否仅仅以单一回合形式出现？如果有来无回，也仅仅是贸易摩擦而已，这种贸易纠纷会永远存在，够不上贸易战。现在看来，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摩擦你来我往已经不再只是单向性贸易救济措施，不同的贸易摩擦案例之间自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因果关系。
面对着美方咄咄逼人的极限施压，对从中国进口的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甚至还要将加征关税的幅度进一步上调，中国也很硬气，刚刚又推出750亿美元的反制清单，也是从9月1日和12月15日分步骤实施。至于前段时间暂停对美汽车加征关税与恢复自美进口大豆的做法，也统统收回。
承认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摩擦已上升到贸易战的级别，并不是我们不愿意和为贵。恰恰相反，打贸易战并不是我们的主动选择，中国是在为避免贸易战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后的不得已之举。对于中国的主张，美国要么置之不理，要么极限施压，要么出尔反尔。事实上，如果我们反制有力，让美方知道搞贸易保护主义不会是没有成本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来说，美国更不容易轻易得逞。事实上，美国的政客们也并不是不明白贸易战没有赢家这个道理。美国的股市就是衡量经济的晴雨表。特朗普只要一出台对华加征关税的措施，美国的股市都不会给面子。至于反对对华加征关税的美国企业家就更多了，因为他们知道贸易战一旦打起来，他们在中国市场上的商业机会就会越来越少。其实，一些美国政客也并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随着美国新一届总统大选越来越临近，打压中国成为争取选票的手段，而对美国经济所带来的副作用，并不是现实情况下这些政客们的主要关注点。
重视中美贸易战应对方略
现阶段除了要用勇气应对贸易战之外，更不能丢失理性。不妨用战争学的思路加以归纳。透过此番中方以750亿美元清单反制美方3000亿美元清单不难看出，我们在应对贸易战过程中展现出的理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出师有名、反制有力、抗压有效、代价有限。事实上，贸易战发展到今天仅仅靠进攻是不够的，只有强调攻守兼备，才能赢得更大博弈空间与更多回旋时间。
一是要出师有名。我们总说：面对美方挑起的贸易战，我们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现在看来，我们不愿打贸易战的意愿一直是明确的，也为此做出了极大努力，这应当是面对贸易战所显示出的理性表现，但打不打贸易战不完全由我们说了算。面对着特朗普的每一次极限施压，我们都及时做出了必要的反制。从克制到反制，我们没有一次显示出恐惧，因为我们有勇气应对贸易战，而勇气的背后则意味着我们已经有了更多应对贸易战的底气。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也到了不得不打贸易战的时候了，因而也可以说是出师有名。既然如此，就要不战则已，战之能胜。
二是要反制有力。面对美方挑起的贸易战，必须要打击其气焰。中美贸易本身不平衡，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如果还是同等规模一对一反制，必然会遇到弹药不足的问题。应当看到，相对于美国对华出口，中国对美出口附加值比较低，但反过来看，我们的反制会令美方损失的单位附加值更高，高于美国制裁令中方损失的单位附加值。当然，反制商品的选择也要考虑到给对手带来的冲击力。针对大豆加征关税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美国农业州的农民利益，关系到特朗普的选情。年初，为了体现出对解决中美经贸争端的积极姿态与诚意，我们曾经暂停对自美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加征关税，这次恢复对汽车及零部件加征关税，对美方影响会很大。美国的汽车业一方面在进口端遇到来自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韩国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在出口端也会很在意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美国虽然对华出口石油不多，但随着页岩气革命的推进，未来美国致力于成为世界石油出口大国，但只有中国能够成为支撑美国石油出口大国地位的海外市场。
三是要抗压有效。必须承认，美方对华发起贸易战会给我们带来挑战，而我们要做的是要将负面影响压低到最小程度。现在，美方对我们的5500亿美元加征关税，而且在幅度上层层加码。对此不可等闲视之，必须要尽可能化解这些压力。一开始，我们尽可能与美国进口商共同分担加征关税压力，但随着关税进一步增加到25%甚至更高，我们就要寻求对美国市场的替代，一个是由国内市场替代，另一个是由其他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替代。今年前7个月中国对东盟和欧盟贸易增长10%以上，说明这样的替代有了效果。
四是要代价有限。特朗普对华施压会带来制造业成本上升、居民消费价格上升、证券市场波动加剧、贸易逆差扩大等问题，而我们进行反制，自身也同样要承受相应的压力，为此要尽早做出预案。现在看来，我们的750亿美元反制清单经过了精挑细选，既考虑到反制力度，又考虑到自身对美依赖程度、需求弹性、可替代性。比如大豆，我们不仅从阿根廷、巴西、俄罗斯等国家进口大豆增加，而且也在扩大国内大豆种植面积。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前两个方面更多体现出我们处于攻势时所带有的理性，而后两个方面则更多涉及我们处于守势时所带有的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要想在中美贸易战中取得主动，就必须要在上述四个方面做到攻守兼备。
（白明：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