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已经形成了“1+3+7+1+6”的基本格局，呈现出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齐共振的开放态势。
在18个自贸试验区比肩林立的开放新版图中，以成都为主体的四川自贸试验区具备“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大开发三大国家战略的叠加优势，同时也肩负着实现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等多重使命。如何开展差异化、特色化试验探索，更大力度推动开放创新，成为当前四川（成都）自贸试验区（下文简称“成都自贸试验区”）主要思考的命题。
强化制度创新 培育高质量开放新动能
自由贸易区探索试验的核心，在于以改革与开放的协同创新构建与经济全球化最新发展趋势相兼容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制度型开放是自贸试验区的时代特征，制度创新则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内涵。成都自贸试验区自2017年启动建设以来，化开放机遇为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以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去破解内陆开放的区位瓶颈，跑出了“成都加速度”，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改革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盈创动力科技金融服务模式”“中欧班列集拼集运新模式”2项改革试点经验获国务院批准向全国复制推广；“知识产权类型化案件快审机制”等3项成果入选全国自贸试验区第三批“最佳实践案例”；“‘首证通’行政审批改革”案例被中央深改委充分肯定；“多式联运‘一单制’”案例作为全省经济领域唯一入选中组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攻坚克难案例》。
开放通达能力加快提升。截至2019年9月，双流机场累计开通航线349条，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线数增至121条，保持内地第四位、中西部第一位；青白江国际铁路港发出的中欧国际班列已开行2054列，同比增长29.0%，综合重载率90.4%、同比增长22.9%，连接境外26个城市和境内14个城市；常态化开行“蓉欧+”东盟国际海铁联运班列400列，同比增长177.8%。
资源吸附成效持续显现。2019年前三季度，落户成都自贸试验区的五类500强企业138家，挂牌以来累计新增外资企业856家；推动德国巴伐利亚州四川代表处等12家政府代表类项目落户“中国-欧洲中心”，引进亚马逊AWS联合创新中心等国际商贸类项目10家；引进投资368亿元的空港未来城项目，全面建成运行中国（四川）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天府新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正式封关运行。
开放型经济发展务实推进。加快发展服务贸易、跨境电商、二手汽车出口等外贸新业态，推动成都全市2019年上半年服务贸易出口约23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创新开展海关异地委托监管模式，落地全省首架保税融资租赁飞机；2019年前三季度，成都自贸试验区内新增企业28436户，新增注册资本2950.8亿元，其中新增外资企业270家，新增注册资本605.7亿元，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强；区利用外资实际到位16.6亿美元，同比增长185.6%；区内实现进出口总额510.7亿元，同比增长20.1%。
成都自贸试验区建设短板与四大不足
成都置身于“前方标兵渐远、左右强兵环伺、后方追兵将至”的竞争态势中，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可以通过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短板而集中得以体现。
与新开放观不适应的思维惯性有待破除。有些部门对上争取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政策研究深度不够、储备不足，部分涉及上级事权的改革试点任务推进有待加快，主动创新、先行先试和大胆突破的精神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企业需求和行业诉求的重视度不够，“企业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格局还未全面形成。
改革试验系统集成有待加速。现有的改革创新成果主要集中于各部门“单打独斗、单兵突进”产生的“微创新”和“微改革”，同类型、互补型改革措施缺乏整合集成，各项改革未能协同配套整体推进形成合力；碎片化的改革创新试验措施使得投资贸易规则设计主要针对价值链的某个环节，对产业价值链发展的整体性重视不够。
高端资源聚集效应有待提升。对标上海、广东等自贸试验区，成都自贸试验区作为全市对外开放标杆地位还不强；外资、外贸资源的吸附集聚作用还不明显，对跨国公司、大型央企、龙头民营企业吸引力还不够。截至2018年底，世界500强企业虽已有285家落户成都，但区域总部及采购中心、研发中心等功能性机构规模占比偏低。
引领带动开放发展作用有待增强。对标深圳前海自贸试验区，成都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的平台作用还不够明显，高含金量国际级、国家级经贸活动承接不足，依托自贸试验区平台“走出去”发展的企业不多，服务带动全市发展作用需强化。经测算，上海、深圳企业走出去的活跃度分别为成都的2.6倍、5.2倍，成都企业“走出去”还处于起步阶段，国际化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
对于成都自贸试验区今后发展而言，既要亮出“川味特点”，也要为全国提供一种后发赶超式的开放经验，才能更好地发挥内陆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为此，成都必须进一步加大自贸试验区的压力测试力度，积极谋划深化自贸试验区差异化发展的新路径、新举措，同时以自贸试验区为着力点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示范区、西部对外开放先导区以及内陆开放战略支撑带，渐进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为国家开放战略贡献“成都智慧”。
借鉴成功经验，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示范区。借鉴全球领先的智慧枢纽荷兰鹿特丹港建设经验，优化海关在投资便利化过程中的监管职能，探索建立以自身信誉度为基础的企业自律体系；借鉴新加坡经验，以提升企业感受度与获得感为核心目标，建立发布一套符合成都自贸试验区特点的贸易创新与投融资便利化指数体系，引导贸易监管创新从单纯的制度创新向营造创新环境与制度创新并重的局面过渡，推动贸易监管创新路径的多元化；学习借鉴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等自贸试验区加强对上争取的主要经验，完善省市区三级联动争取机制，推动市级牵头部门加强政策研究储备，争取更多差异化试点政策尽快落地。
依托新通道建设，打造中国西部南向开放先导区。强化西部陆海新通道上枢纽与节点间的城市联动，以自贸试验区为平台探索贸易投资便利化机制，在负面清单管理、境外资产抵押贷款、通关便利化等领域先行先试，确定一批早期收获项目，开展差异化的国际产能合作，形成更加合理的产业梯度转移；以“蓉欧”+东盟国际铁海联运班列为试点，与重庆、广西等建立利益联结、横向协同机制，打造统一调度班列、共享运输资源的“共享班列”；加强与成渝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的跨区域合作，充分发挥好成渝产业腹地优势、粤港澳区位开放优势及桂琼政策优势的多重叠加效应，加大区域公共治理力度，打破行政区域的刚性约束，以统筹协调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联合构建区域共享的基础设施，共建生产要素共同市场，实现西部各种资源、要素协调流动和融合发展，有效地、深度地对接南亚、东南亚市场。
发展总部经济与供应链创新，共建内陆开放战略支撑带。加大高端资源招引，用好用活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二手车出口试点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创新总部经济政策供给，探索赋予跨国公司各类型总部机构“城市合伙人”地位，支持其参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采购项目等领域试点，吸引集聚五类500强企业地区性、功能性总部和世界知名品牌、首店落户自贸试验区。推动企业供应链-产业供应链-城市供应链创新，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供应链金融为所有链上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和保障，重点培育平行车等新型贸易发展行业供应链，形成集采购、进口、仓储、分拨、加工、展示交易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加快构建以成都为中转枢纽、联接泛欧泛亚地区的全物流体系；积极探索推动“全域自贸”，加强多层次、全方位的协同创新和联动发展，加强成都市内非落地区域与自贸试验区的融入，加强与以泸州自贸试验片区为核心的川南城市群的战略衔接以及成德眉资同城化创新带在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工协作，逐步形成共建共享、共兴共荣的城市发展利益共同体；依托18个自贸区间的联动发展，大胆探索全国自贸区网络体系下统一的市场制度与监管制度的形成路径，促进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北部湾等城市群间的协同融合发展，与承担了自贸区试验改革任务的省市形成改革创新共同体。
（李好：中共成都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