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后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必然严重拖累全球经济正常运行，必然让很多深层次的经济结构矛盾凸显，恐慌情绪也必然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对于处于宏观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除了果断采取强力手段遏制疫情蔓延，还应战略性布局“后疫情时代”的政策导向，在客观分析疫情长期影响的基础上，引导经济走向正轨。
中国经济韧性不惧怕突发疫情的考验
瘟疫在历史上并不鲜见，近几年国际历史界对古罗马帝国多次瘟疫的经济学角度研究，更是拓展了包括中世纪黑死病在内的瘟疫经济理论分析。虽然这些深刻影响人类历史的瘟疫脉络可见，但是在现代医学科学大背景下，本轮突发疫情的影响级别依然应该是短期且局限的。但是，互联网滋生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加剧民众恐慌，二月中旬开始欧美日发达国家的股市普遍快速下跌、特别是美国股市数次大盘熔断，更是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广泛的焦虑情绪。
这种恐慌情绪在短期考验的是各个经济体的“韧性”，也就是“抗击打能力”，长期则是考验内在发展趋势所带来的结构性调整魄力。作为全球经济的晴雨表，美国股市的恐慌抛售历史罕见，更是加剧了全球各大媒体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很多国际性经济合作组织和跨国金融合作组织，也纷纷就突发疫情对国际经济和金融前景的影响，发表了一系列言论；这些言论或多或少被国内网络媒体引用，很多似是而非的解读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和误解，这对于推动全球化的中国经济和金融业显然是不利的。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面对突发疫情中国经济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和韧性，这是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工业化产能优势。无论是日常生活用品遍布全球的“中国制造”，还是多年来在农业领域的“口粮土地红线”政策，突发疫情考验的产能“民生底线”，中国都没有任何风险。今天中国经济的韧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精准扶贫的底气，也源于民生保障的底线思维。
当然，经济的韧性不等于弹性，中国经济的“后疫情”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经济的潜在弹性，激发内生性活力。从统计学数据上看，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将创新低，未来的宏观经济弹性也不宜过于乐观。也就是说，本次疫情后的经济不会出现像“非典”过后的“超级反弹”，更不会迎来再一次经济的高速发展周期。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决定的。
突发疫情考验转型经济的政策定力
当前，中国经济的韧性比“非典”时期强很多，但弹性则不可同日而语。这并不是说中国经济的活力变弱了，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处境。因此，“后疫情时代”中国宏观政策的考验，主要还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力。
在操作层面，“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最大的考验还是能否迅速恢复国内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降低由于短期经济“停摆”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和资本外流风险。比起17年前的“非典”时期，当今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今非昔比— GDP规模已经占到全球的六分之一，外贸进出口规模也占世界贸易量的九分之一，大宗商品包括铜铝原油的进口量几乎占全球交易量规模的一半，任何货币或财政的刺激政策都很难“不出国门、独善其身”。
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的产业布局，不妨参考日本、韩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同等水平后的历史经验，以国际化战略、资本主导的跨境产能合作为最佳逻辑路径。以氢电池技术为代表的新能源板块为例，中国的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科技型企业，加上国内研发能力积累和巨大的消费市场空间，中国A股市场已经孕育着未来的“微软和苹果”。另一方面，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深入到沿线国家的民众心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愿意“搭上”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便车”，欢迎中国资本与中国企业的产能合作。发挥更多市场化主体的积极性，辅以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巨大潜力，是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潜在增长弹性来源之一。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化产业布局
毋庸置疑，突发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但是会大大加速经济趋势性结果的到来。虽然政府通过基建投资、扩大自身负债“稳增长”的方式有饮鸩止渴的后果，但欧美亚主要经济体依然还会被迫或多或少的实施。这种全球公共财政扩张，加上超发的各类主权货币，不仅会造成一定的金融资产荒，也会造成发展中经济体实际有效投资的不足。
这次突发疫情，中国政府敢于担当，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以人为本、民生底线思维的行为逻辑，为讲好“一带一路”中国故事创造了机遇—强调民生为本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目标，强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疫情反而给了中国一定的发展机遇。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是比基础设施投资难度更高的跨境合作，不可能主要靠国有企业完成，如何调动市场经济主体积极参与，应该成为“后疫情时代”的国家战略问题。换言之，在国家层面将“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经济不同主体对外合作进行规划分类，将更好厘清人民币国际化所依托的金融服务范畴，通过资金资本支持那些有利于产业国际化布局的项目。
相对于中央层面国有企业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发挥各省市“一带一路”产业布局的积极性也是“后疫情时代”的机遇窗口。以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为例，河南省并非沿海沿边省份，但是通过空中丝绸之路对接国际产能和文化，极大地推动了航空产业的发展（含机场建设、临空产业园、航空维修及设施建设、商用航线及通航运营、反恐/应急安全航空保障、航空产品贸易等）。中国不同省份与世界多层次、多维度交通枢纽建设的重要意义，对于保持中国经济内部的多样性活力格外重要。
沿边省份的产业升级也离不开“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离不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大趋势，突发疫情也会加速这种趋势的进程。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投融资，需要更大发挥沿线省份的金融积极性，并通过金融创新将金融市场监管和建设“下沉”。其中，性价比较高的政策是考虑建立新疆、广西-云南、黑龙江三地的专属多币种业务属性的外贸银行，通过沿边金融改革建立人民币以贸易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一方面可以帮助人民银行应对所谓“互联网的数字货币”创新困局，另一方面也是边贸金融在实体金融领域的升华，摆脱美元交叉汇率对实体贸易市场化的长期束缚。
最后，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中国产业国际化布局任重而道远，突发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并非让很多挑战能一蹴而就。最该警惕的恰恰是盲目乐观中国产业国际化布局的前景。虽然我们期待“一带一路”中外高科技含量产业的共同发展，但是中国经济短短四十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在高科技领域的储备并没有达到这个能力，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机制还远不如欧美发达国家效率高。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征程上，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苛求企业的国有或民营背景，不排斥房地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产能，把有限的资金资本倾斜给有盈利前景的项目，才是求真务实的产业布局理念。
（许维鸿：中证焦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