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被许多人视为全球化的拐点，实事求是地讲，从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难民危机、叙利亚危机等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危机来看，全球化图景的日趋黯淡并不是疫情带来的结果。疫情充其量是让全球化更早地显示出凉薄的底色来。全球化的动摇绝不仅仅只是某个或是某几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简要来讲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从全球化的外部条件来看，当代全球化基本建立在三个不容缺失的外部条件之上：
其一是建立在产业链的全球分工、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全球信用体系以及包括互联网、物流网络在内的基础设施之上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这个全球市场不仅通过价值链、产业链的分工将各个国家紧密地链接在一起，而且在很多时候甚至可以对各个国家主权施加强大的压力，以迫使他们接受同一种规则体系。全球化的扩展最直观地表现为全球市场的扩大，产业分工的国际化以及各个国家与全球市场的紧密联系。
其二是建立在美国全球帝国霸权基础上的全球安全体现。全球化离不开安全体系的有效运作，主要航道安全谁来维护？地区和平乃至全球和平谁来维护？尽管二战以后的联合国模式卓有成效，但这种全球化所需要的巨大的公共安全服务仍然是霸权国家提供的。在苏联解体之后，尽管以中国为代表的崛起大国正在积极地为全球化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但最主要的安全还是依赖美国的霸权，尽管这种霸权通常也是对全球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威胁。尽管世界仍然可以通过大国的均势来维持和平，但过去的历史却让人很难对变幻不定的大国均势保有信心。
其三是支撑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人类的整个发展模式是不停的从小的行动单位，通过各种方式扩大成大的行动单位，从家族、部落、部落联盟，到城邦、王国、共和国、帝国乃至今天的全球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超越地域、超越多样性的秩序构建，都离不开某种普遍适用的意识形态。
以上三者实际上就是金钱、战刀与十字架的组合。然而这三个外部条件，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中国的崛起重塑了全球市场经济，东亚经济带中日韩的崛起让全球资本主义的西方中心呈现出衰落的态势。因为全球统一市场取决于资本的自由流动，物流与信用的全球化体系和产业链的分工。尤其是产业链的分工，长期以来，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同心圆的结构，第一层核心是西方国家，中间层是制造业国家，第三层是原材料国家。占据中心位置的西方国家享受着全球化的最大红利。而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市场并以奇迹般的速度崛起，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中国巨大的规模优势和长期在教育、基础设施上的巨大投入，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产业链转移规律。尽管近几年有人认为曾经发生在西方-中国之间的制造业转移，也会发生在中国-印度、中国-东南亚（尤其是越南）之间，但实际上转移的通常是加工与组装环节，而非整个产业链。这是因为现代制造业的关注点已经不再仅仅是主要局限于劳动力价格之上，而是越来越依赖完整而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完整的工业体系、稳定的能源与资源供应、不断升级的耗费巨大的基础设施，而无论是印度还是东南亚都根本无法满足这些条件。尤其是随着中国内需市场的不断扩大，全球的制造业更有可能围绕中国而循环，这意味着西方中心的去中心化。
其次，全球化所必需的全球安全体系，随着美国的霸权衰弱也呈现出显著的衰落。近十年来，美国与其盟友在军费和责任分担上的不断争吵，反映出的正是美国的难负重荷。尽管特朗普的孤立主义经常被描述为任性的不靠谱，但美国的收缩早已经开始，甚至早在索马里黑鹰坠落的时刻就已经开始了。美国已经不再愿意为维护霸权的信誉而去付出太多。坦率说，美国的世界正在变小，而且随着俄罗斯和许多地区大国的复兴与崛起，它的帝国秩序正在越来越多地暴露出脆弱的一面。无论是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顿涅斯克地区的攻势，还是叙利亚、伊拉克的混乱，都使得这种美国的有限性暴露的越来越明显。全球化安全结构的解体，也越来越强烈地刺激着各个国家、民族的安全感，并释放出强烈的地区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宗教极端主义。
再次就是支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方面，阿拉伯之春的悲剧性结局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新自由主义感到深刻的怀疑，认为其可能只是美国借以实现国家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另一方面，人类文化生产的激烈变革，也让新自由主义无论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在西方国家内部都面临越来越多的强大思想对手。纵观人类历史，国家观念的根本模式都是自上而下的，但是教育的普及与新媒体的出现正在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自媒体时代的舆论已经很难被公共知识分子控制，群众的文化生产能力正被释放出来。这在第三世界往往表现为强烈的民族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抗拒，而在发达国家则表现为民粹主义对全球化的猛烈进攻。
最后，全球化的最大阻力正在来自曾经是全球化发动机的西方国家内部。在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的民族资本国际化、西方国家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资本还是民众都受益于全球化的红利。然而在今天，全球化对于西方社会不再具有过去的共同福利的含义。与此相反，对于不同社会阶层，全球化往往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资本和精英集团成为了根据经济理性选择纳税地的无国家集团，而一般社会大众则随着产业链的转移开始面临严重的失业与相对贫困。今日西方国家严重的社会撕裂其实根源就在于此。因为，传统上民族、资本与国家的同盟解体了，资本开始谋求超国家的地位，这带来了诸如美国茶党、意大利北方同盟等一系列西方社会保守力量的壮大，并日益成为在全球化中心内部反对全球化的强大力量。
坦率而言，未来的全球化，很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可能会演变成为在某些区域内的地方合作和全球合作相结合的一种形式。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我们的规模优势，只要释放内需完全可以成为全球化的经济引擎。但与此同时要看到我们在全球公共安全的供给上还是相对薄弱的。在文化上，虽然中国的世俗化、多元化的文化体系包容性、同化能力非常强，但在意识形态的竞争力上还需要加强，还需要学会讲好中国故事。
（储殷：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