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一个又一个五年发展路线图，中国来到了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历史新起点。与以往五年规划的量化目标渐次提升不同，“十四五”可谓迎来又一个发展跃升，是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的第一个路线规划。
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十四五”规划，有一个醒目的关键词是“未来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让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在数字化浪潮中朝着未来形态发展，成为贯穿“十四五”的背景理念。
“十四五”描绘出五年后的未来不是设定“停靠站”，而是勾勒出新轮廓。读懂“十四五”，需要在深刻理解当前经济变革大势的基础上，以宏阔想象力洞察中国未来创新发展的图景。
让百年变局成为中国发展机遇期
作为2020年一个新的长期性全球挑战，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加速或加剧了世界百年变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是“十四五”规划的历史使命。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期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叠加，是“十四五”规划的大背景。这个背景可以从国际、国内、科技发展三个角度加以理解。
从国际角度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十几年时间里，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在2008年已超过发达国家，2019年则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比突破60%。新冠肺炎疫情则使全球贸易陷入停滞，表征着实体经济萎缩的负利率现象在西方国家日益加剧。以美联储“无限量宽松”为代表的“大水漫灌”刺激政策，在造成社会总负债暴涨的同时带来财政赤字飙升。这些现象预示着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已出现长期性改变。即便假定疫情冲击、贸易保护主义等负面因素从2021年起全都退散，外部经济环境要恢复到疫情前2019年水平也需要5至10年时间。因此，中国的“十四五”蓝图不会在假定外部环境不变的前提下去勾勒。
从国内角度看，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兴起，构成了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背景。2020年中国前三个季度经济统计数据表明，高增长、低增长或负增长现象同时存在。其中，高增长领域包括实物商品的网上销售、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电子信息消费、新基建和现代服务业等；低增长领域包括纺织业、商业地产等。高增长和低增长产业并存，并不代表不同行业“冷暖”不同，而是说明经济活动空间发生了转移。
经济发展更多来自数字经济新空间，很多原来线下的经济活动都转移到了网上的新空间。例如，2020年新兴的直播带货就是经济活动空间向线上的转移。直播带货需要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撑，比如高密度通讯网络以及铁路、公路等。网上商品买卖销售，还需要相应的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如金融科技的发展、强大的数据库等。仅直播带货案例，就能反映出中国经济全方面质量升级的发展变化。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来自数字经济新空间，说明“十四五”时期数字化对各领域发展都将成为“质变”的关键变量。
从科技发展角度看，全世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国都在竞争创新制高点。在当今中国，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可以说得到了全面性质的开展。例如，中国抗疫的成绩充分证明了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广泛性和有效性。而正在蓬勃兴起的5G则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有了5G，很多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成果才有用武之地。目前，中国正在全面布局5G，其他很多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成果，也在中国快速铺展开来。
把国际、国内、科技发展三个角度结合起来看，“十四五”期间，旧有的经济运行模式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将步入衰落，而数字经济带来的经济运行新空间和未来产业则开始展露其巨大能量。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等新基建领域的宏伟布局，使中国站在了下一时代经济形态的大门前。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路线图
从微观看，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完整路线图，“十四五”规划将引领中国经济三方面的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一，质量变革。过去，中国经济很长一段时间的增长特征是数量扩张，现在则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质量优化。这意味着对产品和服务的内在属性有提升品质的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高质量发展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过去，我国在经济上长期处于赶超位置。在赶超的过程中，质量标准由领先者设定，是根据其依托的本土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对于质量的要求而设定的。随着我国经济从“跟跑”到“并跑”“领跑”，就必须从内在品质角度来考虑产品质量和销售。中国现在有最大的市场，要把市场上能够本地化的东西变成发展的质量要求。
第二，效率变革。效率变革意味着评价体系的变化，要通过质量标准而不是数量标准来定义效率。例如，不再单纯地通过解决多少就业岗位来定义就业效率，而是要提高就业质量，包括工作环境和收入水平等。除此之外，还有发展效率革命，例如，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的未来产业发展等。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也是效率变革的根本出发点。
第三，动力变革。动力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已经进入新的经济发展空间，走在更高水平的发展路径上。在数量扩张型时代，扩张的动力本质上是资产型的；而质量提升时代，提升的本质是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资本质量。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包括让人有更多能力的获得。对于个人来讲，能力的增长要比资产的增长更能够带来发展空间的增长。
在新发展格局中实现宏阔愿景
从宏观看，“十四五”描绘的是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增强竞争力，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提升创新力，以高水平开放提升抗风险能力。
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增强竞争力。“内循环”也是我国自身发展的要求，使产业链、价值链在国内形成完整的循环配置。
二是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提升创新力。在旧的产业格局当中，西方的市场、企业、跨国公司或是技术、产品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形成竞争力，有能力同西方一些大型跨国公司、顶尖产品进行竞争。同时，还要发展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的产业，并且将其发展壮大。但这绝不意味着要在一个已有的市场格局上把西方的同行业企业竞争淘汰掉，我国增强创新力追求的主要是增量，也就是扩大新的市场空间。而之所以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创新力的重要抓手，正是因为这是其他方面的创新涌现出来的一个基础和前提。
三是以高水平开放提升抗风险能力。系统性风险是影响整个系统运行的风险，比如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都是系统性风险。高质量发展应该把抗风险能力同高水平开放联系起来看。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开放已经是中国经济本质特征的一部分，要通过提高开放水平，在高质量领域里进行开放、对话、竞争以及合作来化解风险。要在高水平开放的情况下提高治理水平，从管人、管物转向管规则。在高水平开放下提升抗风险能力，其本质含义就是把中国经济理解成是一个庞大的、开放的、复杂的系统，让全世界各种企业主体要素都进来竞争，从而激发更多的活力。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