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作为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这不仅是东亚区域合作极具标志性意义的成果，更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也致力于区域产业链的相互联通，二者在东亚范围内形成了部分重叠，所属国家、涵盖领域以及区域贸易规则相互补充、相互影响。未来，中国需要全面考量RCEP协定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更好地规避区域产业链风险，放大区域建设的红利。
RCEP推动“东亚+大洋洲”产业链构建
RCEP关注贸易能力建设和地区发展潜力，通过大幅度的贸易投资便利化、能力建设推动、经济技术合作等措施，改善区域整体贸易环境，推动了“东亚+大洋洲”区域产业链的构建。其中，东亚地区有着成熟的产业链体系，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之一。而大洋洲则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能够为生产提供充足的动力。RCEP的签订，把两个地区纳入同一个经济协定框架下，有利于双方产业的融合，进而形成新的“东亚+大洋洲”区域生产网络，同时，这一区域价值链也具有新的特征：
第一，这一新的区域价值链将存在多中心生产网络的相互套嵌。在RCEP框架下，日本、韩国、中国为代表的高增加值生产网络，将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核心，形成包括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机械、光电设备制造等产业链；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东南亚各国将形成消费电子生产网络，日韩负责提供生产所需的上游设计和研发环节，中国台湾负责高增加值生产环节的“代工”，而东南亚国家承接产业链末端的装配、加工、拼装等业务；大洋洲、中国、东南亚各国将围绕机械设备、能源化工、日常消费产品等产业，形成低技术生产网络。这些多中心的生产网络将把各国产业融合为整体，提升东亚与大洋洲国家的相互依赖程度，共同构筑东亚区域产业链。
第二，RCEP下的区域产业链将呈现多元主导的发展态势。目前，东亚、欧洲、北美是全球三大产业链中心，但是，相比于以德国为主导国的欧洲产业链与以美国为主导国的北美产业链，东亚区域价值链由于多中心生产网络的相互套嵌，而存在“多元主导”的发展态势。这种多元主导一方面有利于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各国充分发挥自身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增强整体的国际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多元主导也存在产业辐射能力弱、区域内发展方向不明确与内部竞争恶化的弊端。因此，未来RCEP的发展方向，需要增强生产网络之间的协调力度，完善区域内产业布局，充分发挥多元主导的优势，并适时规避不利影响。
第三，RCEP所构筑的区域产业链本质上是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必要途径。区域产业链是全球产业链的组成部分，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直接参与全球产业链将面临着民族经济受冲击、不适应贸易规则的风险，而区域产业链则为其参与全球产业链提供了“缓冲”空间。鉴于RCEP成员国，有不少国家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RCEP专程设置了针对欠发达国家的特殊差别待遇，提升了区域协调机制的灵活性，这就为区域内欠发达国家提供了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可行路径，能够实现区域经济的普惠式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产业竞争
RCEP所构建的“东亚+大洋洲”区域产业链，对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在“生产商驱动”供应链中，可能导致部分生产环节移出中国的风险。RCEP的签订，带动了中国与东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产业关联性，为区域内产业转移和扩散提供了有利环境，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性”问题在国家政策中的地位凸显。因此，在RCEP创造的产业扩散的良性环境与新冠疫情暴露的产业链“安全性”的相互叠加影响下，越来越多“生产商驱动”供应链下的参与企业，存在向“一带一路”沿线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分散布局的可能。RCEP为 “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合作机遇
当前全球经济环境恶化，全球贸易强度下降，但以产业分工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却呈现扩张态势，生产分工进一步精细化和专业化，分工环节日益增加，促进了国家间产业的关联度。在这一背景下，RCEP的签订，为东亚和大洋洲两大地区的产业链融合提供了平台，也带动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互补关系，创造了不少合作机遇。
首先，RCEP是一种区域经济协议，可以填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区域贸易规则和合作机制的缺失。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进入调整期。旧的规则制度无法对各国投资政策、关税减让、产业补贴、原产地规则等行为做出有力规约，引起了不少国家对贸易规则修订的诉求。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部分沿线国家也对“一带一路”下的规则联通提出过多项建议，期待以规则、制度为基础的“软联通”能够与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硬联通同步，这构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对规则和机制规范的共同诉求。而RCEP的签订，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机制化和规则化的合作平台，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等全面的市场准入承诺，能够有力支持沿线国家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区域产业链的稳定。这些规则是对成员国的硬约束，弥补了“一带一路”倡议下，对贸易规则约束力较弱的困境，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开放与生产资料的相互流通。
其次，中国与日本、韩国可打造技术外溢的承接国合作关系。RCEP是第一份涵盖中日韩三方的自由贸易协定，尤其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RCEP的最大增量意义，实际上是中日首次建立直接的自贸区关系。RCEP的主要功能是降低了国家间进出口关税，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关税水平本身高于日本，所以未来中国的关税下降空间会更大，从而产生更多的进口效应。但是，RCEP带来的中日韩三方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将是技术外溢的承接。不可否认，日本、韩国是“一带一路”的上游技术供应国，目前在多个领域已经走在新技术革命的前列，是中国在高技术研发、绿色经济、先进制造业合作的供应国。在当前技术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的趋势下，中国对外技术合作的有效模式，在于“承接”相关国家的技术外溢。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产业基础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由于自身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位置攀升的逻辑使然，其非核心研发业务、中高端制造业务将向外转移。这些产业本身具有专业要求高、底层供应多元、投资要求高的特征，而中国国内产业链体系的分工专业性和供应弹性优势，非任何国家能比。加之，中国正在开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试点示范，努力创建一批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试验区，并致力于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这些政策红利将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韩国的产业外溢耦合，中国有望成为承接产业扩散的目标国，构成合作新方向。
最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可构建“供应—需求”的循环产业链合作关系。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产业互补，表现为生产资料的供需关系。近年来部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盟国家转移趋势明显，这是分工环节增加的结果，也是部分低增加值产业从中国的溢出。RCEP的签订，将为这种供需关系提供更多的机制保障。从供应角度看，其上游原材料、中间产品供应仍然需要依赖中国成熟的供应链体系。随着东盟国家生产能力的扩大与对外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势必增加对中国原材料的进口依赖。在这些产品所贡献的出口贸易额中，将含有较大比例的中国增加值。此外，在生产性服务层面，中国可以与相关国家建立配套的技术产业链，把中国的高新技术应用于当地数字经济、5G网络、智能化生产等。从需求角度看，中国消费市场和消费能力的扩大，将逐渐走向区域内最终消费国的角色，从需求端为区域产业链提供动力。总体来看，随着低端产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扩散，并伴随着相关国家生产能力和进出口贸易的扩大，中国不仅在上游供应链的作用逐渐明显，也将在下游需求端拉动区域产业链的生产和运营能力。
黄郑亮：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
（本文系北京大学“一带一路”全球互联互通再出发项目课题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