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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民族音乐交流:“一带一路”上的人文协奏曲

2021-03-17      

撰文/郭雅坤

  “一带一路”倡议以民心相通为价值取向,在传承世界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激发全球科技与文化的创造活力。近年来,日益频繁的中国和越南两国跨境民族音乐交流,搭建起促进两国“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人文交流之桥。

  中越跨境民族音乐交流合作的现实基础

  跨境民族音乐不仅促进不同国家民间交流互联互畅,也是不同民族民间艺术传播的支点,更是促进边民交往的重要艺术媒介,在平衡边民在地缘政治和族群认同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促进跨境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提高跨境民族综合素质的重要基石。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中越两国跨境民族音乐也迎来发展的新契机。一方面,中越边境地区厚植两国跨境民族音乐交流。跨境边民同根同源,隔谷相望,都拥有各自瑰丽的艺术文化。广西壮族自治区与越南接壤点包括东兴市、宁明县、凭祥市等;云南省的文山州、富宁县、麻栗坡县等15个县市亦属于中越两国边境区。在越南的54个民族中,其中26个民族跨中越边境居住。

  另一方面,跨境民族音乐嵌入中越两国“一带一路”民间交往。两国边境民族独有的跨境民族音乐传播方式从静态的艺术本体出发,转换至动态的“由内向外”的跨文化传播,并最终超越跨境民族单一的民族主体,融入到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

  这样的地理和文化背景,使中越两国人民可以通过共通的音乐审美活动与形式,促进双方交流顺畅,以达到民心相通的效果。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中越两国跨境民族音乐交流合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文化差异。中国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已形成独特的文化体系。越南虽深受中国汉文化影响,但在近代受到西方价值理念冲击,其文化价值体系兼具多面性。由于两国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过程中风格迥异,导致中越两国在文化艺术交流上具有差异。比如独弦琴演奏在越南被视为国乐,并纳入高校专业教育体系,而在我国则被视为民间艺术。

  其次,中越两国边民身份认同敏感。中越边民本是同源族群,生活习俗、文化信仰相似。以中越跨境民族京族为例,在中国广西东兴市的万尾村与越南广宁芒街的茶古坊,每年都会在特定时间举行京族民众的盛大祭祀活动“哈节”,越南称之为“亭节”。中越双方互派代表参加对方的庙会,双方边民也热衷参与歌圩、节庆等活动。但在一些特殊时期,双方边民或被迫陷入国别、族群、身份认同等的矛盾冲突,或参与到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争夺文化产业资源等竞争中,导致双方民族音乐交流合作不畅。

  其三,笔者翻阅大量资料,未查阅到两国跨境民族音乐交流合作的相关专项政策。目前,两国跨境民族音乐交流大多存在于边民之间,不成规模,缺乏官方引导。比如广西与越南独弦琴艺人常年之间的才艺切磋互动,以及双方山歌手往来穿梭于两国边境,在大小歌圩节日上对歌言欢等,均属于民间自发行为。既不利于两国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也不利于跨境民族音乐交流有序开展。


  启示和建议

  中越两国跨境民族音乐交流合作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形式上的互联互通,更具有促进和平交往的纽带作用,对推动中越两国民心相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搭建地方政府间文化交流平台。可考虑依托地缘优势,逐步推动边境少数民族音乐向跨境前沿音乐发展。目前,广西龙州每年会在农历六月邀请越南山歌、天琴艺人共同参与“兴边富民山歌活动会”,越南也邀请中国边民到越南广龙省参加“交缘唱歌会”,但此类文艺交流活动仅限于小范围地区,并未得到双方政府的支持,需要两国地方政府合力搭建跨境民族音乐学习交流平台。可考虑以研讨会、工作坊等形式,为跨境民族艺人团体、基层政府文化教育及管理者等个人或群体搭建展示平台,双方联合开展教学、培训、科研、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项目合作。

  其次,借助现有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推动两国跨境民族音乐驶向快车道。一是借国际平台促两国跨境民族音乐交流合作。以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为例,可在论坛旗下增设双边跨境民族音乐分论坛,邀请两国权威专家学者为中越两国艺术互学互鉴提供发展思路与合作方式,进而构建起文化合作机制。二是借助现有的人文交流媒介,谋求两国跨境民族音乐交流合作。以中国—东盟音乐周系列活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载体,以广西本土艺术创作为主基调,融合跨文化跨区域的音乐形式,发挥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中的作用。还可以扩大上述交流活动规模,增设中越跨境民族音乐日,邀请两国跨境民族音乐人展示跨境民族音乐,将中越跨境民族音乐嵌入各项艺术活动中。

  第三,打造跨境民族音乐新品牌。一是加强民族学等学科建设,带动跨境民族音乐研究向更高层级迈进。二是推动享誉中外的《刘三姐》等此类地方民族文化品牌实现由单一性民族音乐向复合型跨境民族音乐方向转型,让跨境民族音乐既有唱得久的“民间音乐”,又有叫得响的“品牌音乐”。

  中越双方应培养音乐领域的“对话与协商”能力,以跨境民族音乐为引领,合力构建“京族文化圈”“壮族文化圈”等具有文化共性的族群文化品牌,使“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不仅立足于两个艺术主体之间,还应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和语境中,赋予民心相通以现实意义。

  郭雅坤:广西科技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教师。本文系广西科技师范学院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越京族跨境音乐文化传播研究”(GXKS2020QN02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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