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定义，所谓“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随着“碳中和”正成为国际共识，其将成为贸易投资技术产业的全球性标准以及市场进入的“门槛”，并有可能因此形成“基于新规则的国际秩序”。无论从经济规模、国际影响力来看，还是就各自的碳排放总量而言，中美两国当前都是气候变化领域最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国家。因此，可以预见的是，气候变化领域将会成为中美博弈的新前沿。

　　“碳中和”是气候变化治理的领导力之争

　　去年9月22日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提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提出有力度、有显示度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向国际和国内社会释放了清晰、明确的政策信号，凸显了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上的领导力。而这也与时任特朗普政府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以重返美国全球领导力为目标的拜登政府，上任之初就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并将盟友合作、峰会外交、经贸合作、对外援助和投资、技术标准、国际规则等内容融入其中。近年来，在《京都议定书》国际碳交易中，相关的减排流程、核算方法等标准都由买家制定，欧盟单方面抢占大部分碳贸易、碳金融的规则制定权。重返气变多边舞台的拜登政府将气候危机置于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的中心位置，气候问题也因此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其重要战略意图就是力图通过气候外交与盟友合作，重塑美国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力。

　　“碳中和”框架下中美博弈将更趋激烈

　　需要充分认识气候议题在恢复中美战略互信中的基础性作用。中美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绿色氢能、智能电网、绿色低碳智慧交通、低碳基础设施，建设低碳智慧城市，气候友好型农业，基于自然解决方案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增加碳汇，绿色金融和碳市场等领域，都有合作基础，但也必须认识到“碳中和”框架下的新挑战。

　　一是拜登政府会将贸易与气候挂钩，对未能履行气候和环境义务的国家征收碳调整费或碳排放配额，对合作伙伴承诺实现增强的巴黎气候目标提出条件。目前美、欧双方正合作推动全球新的碳标准和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此外，美国将根据合作伙伴在气候保护方面所做的承诺来制定未来的双边贸易协议，设立新的绿色贸易壁垒，通过征收“碳关税”来限制来自中国的大宗高耗能、高排放商品的进口，缩小对华贸易逆差。

　　二是与产业政策挂钩。拜登表示将不允许其他国家不顾环境污染发展经济，将对未能履行气候和环境义务的国家的碳排放水平高的产品征收碳调整费或配额。

　　三是通过“碳中和”重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在“建设一个现代化、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和一个公平的清洁能源未来”文件中，拜登认为中国在电动汽车方面已超越美国，美国应加快自主研发，重点发展电动汽车的国内供应链，重新定位美国汽车工业，进而赢得21世纪竞争。

　　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气候政策上按党派分野，且围绕气变问题上的利益集团利益冲突激烈。因此，从长期看，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和易变性。1998年克林顿政府签署《京都议定书》，2001年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2016年奥巴马政府宣布加入《巴黎协定》，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拜登政府2021年又“回归”。

　　由于能源政策明显带有党派之争的色彩，而背后更有不同利益集团的支持，可见，未来美国气变政策和能源政策仍会给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带来较大的变数。

　　实现“碳中和”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力度

　　国际能源署（IEA）发布公告显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放缓了经济活动，2020年全球碳排放量减少5.8%，但在2020年底时开始反弹。截至2020年12月，全球碳排放较2019年同期增长2%，达到6000万吨。2021年4月21日，欧盟委员会宣布，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通过协议，到2030年，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1990年的水平减少“至少55%”，该协议将正式纳入“气候法”。

　　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其中，大部分计划在2050年实现，如欧盟、英国、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南非等。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28%，其“碳中和”承诺对实现全球净零排放至关重要。我国2060年“碳中和”目标政策意味着更陡峭的节能减排路径，实现难度较大。欧美早在2010年前就已实现了“碳达峰”，而我国仍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二氧化碳排放量仍持续上行中，未来碳减排任务艰巨。相较于欧、美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50-70年过渡期，我国“碳中和”目标隐含的过渡时长仅为30年。因此，“碳中和”目标下，我国碳减排形势严峻。

　　未来五到十年是我国绿色转型的窗口期。作为“碳中和”目标提出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进行了全面部署。因此，将需要规模巨大的绿色投资。为实现“碳中和”目标，预计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将聚焦在节能、清洁能源替代、电气化进程加速以及碳捕获技术发展四个最主要的碳减排举措方面，特别是工业脱碳涉及整个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这会是中国未来经济转型的重大机遇。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