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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2021-11-05      

撰文/杨耀源
  202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三十年来,双方战略互信不断提升态势,经济持续融合,率先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已成为最大规模的贸易伙伴及最具发展潜力的双向投资合作伙伴。

  后疫情时代,推进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高质量发展,既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双方经贸合作迈向新阶段、共同打造“钻石十年”的重要路径。

  

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成绩斐然

  200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步入中国—东盟关系的“黄金十年”。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双边经贸合作成绩斐然,开放合作平台更加稳固,合作内涵持续丰富,经贸关系提速增效。

  从双边贸易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量呈持续增长态势。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从783亿美元增长到4436亿美元,增长了5.7倍,中国连续5年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从2013年到2019年,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除2015和2016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稍有下滑,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呈现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贸易总额从4436亿美元增长至6415亿美元,增长1.5倍。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中国与东盟更是守望相助,双边贸易实现逆势增长,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结构的互补性明显改善。中国从东盟进口的商品中初级产品和农产品比重稳步提升,机电产品从以进口为主转变为以出口为主。在双边产业合作方面,战略对接和机制顶层设计落地走实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稳步推进,央企和民企在产业合作中“双驱动”力量显现,第三方合作助推具体项目落地实施取得成效,合作方式更趋多样灵活,合作成果惠及多方等。值得关注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开幕,双方加强了在数字化抗疫和数字化基建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双方在电子制造产业链的对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双向投资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东盟的双边投资额不断攀升。2013年以来中国加速了对东盟的投资,通过简化投资批准手续、建立一站式投资中心等举措,推动双方在投资上的便利化,中国—东盟出台了外资购地享有所有权、税收减免等措施,加速双向投资。商务部数据统计显示,2003-2013年,中国—东盟双向投资金额累计达1007亿美元,其中东盟国家来华投资累计771亿美元,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累计236亿美元,2013年中国成为东盟第四大外资来源地,东盟为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中国加大了对东盟的投资,到2020年,中国—东盟双向投资金额累计超3100亿美元,是前十年的3倍。2020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达143.6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了一半,东盟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对外投资目的地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


继续推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当前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具备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一是“双循环”战略重塑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新格局。“双循环”战略更加强调全球贸易体系的良性互动,中国要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与国际经济相互促进,关键是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东南亚将成为“一带一路”下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率先融合区,东盟或者部分东盟国家将会成为双循环的首选。中国国内区域发展纷纷聚焦东南亚,如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澜湄合作的对接以及亚蓉欧的海陆突破等。“双循环”战略的提出,助推了中国与东盟跨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深度关联,为彼此的进出口拓展了更多的渠道和空间,实现了互利互补,共赢发展。

  二是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激发双方经贸合作发展新动能。目前中国在地方层面已设立21家自贸试验区,实现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民族沿边地区和内陆腹地全覆盖,形成共同推进全域发展、多地联动的发展合力。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和国际经贸规则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设立的,通过实施对外资进入采取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等一系列优惠性政策,为培育国家对外贸易竞争力优势、促进生产要素更加合理流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良好契机,也为促进中国对东盟贸易投资便利化、对接全球高标准经贸规则、构建风险防控机制、提升高水平双向开放注入了新的动能。

  三是打造中国与东盟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锚定双边贸易合作新方向。中国与东盟贸易合作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直接推动因素,应充分利用中国与东盟经济互补的优势,结合中国与东盟贸易合作的现实与特点,创新双方经贸合作机制,加强双方在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机制建设,加快双方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共同打造重点服务产业与服务贸易合作平台,促进双方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充分把握中国与东盟共建更高水平战略伙伴关系这一重大历史契机。

  实现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还应着眼以下四方面考量:

  完善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机制建设。一是将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纳入“一带一路”倡议自由贸易体系。合作共赢是开展贸易的重要前提,中国与东盟各国间加强贸易合作,不仅可以降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风险,还可以在国家需求层面引导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方向。

  二是中国企业与东盟各国企业应建立沟通、合作、交流机制,及时了解各国实际需求,积极推动经济贸易合作大型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放宽中国对东盟国家文化、教育、金融、研发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准入和开放力度,借鉴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先进要素,减少彼此间的贸易摩擦,促进服务贸易价值链升级。

  三是建立双方经济贸易信息共享平台。东盟十国语言种类繁多,官方及常用语言多语种并存,不可避免存在着因语言障碍导致信息不对称、信息沟通补充等现象,这会增加企业在东盟市场的投资风险,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大量沉没成本。因此,可以通过整合社会信息资源,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了解十国民众的消费习惯和文化需求,有助于减少企业成本、寻求中国与东盟国家更多的文化契合点。

  四是加快建立服务贸易专业领域的人才孵化平台。应通过人才孵化平台,打造技术过硬的技术团队和翻译团队。根据市场需要,对不同技术和语言人才的需求进行专项培养,为服务贸易提供智力支持。

  以制度创新加强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发展。首先要明确对东盟国家文化服务贸易扩大开放的红线,探索建立“中国与东盟文化内容服务负面清单管理”新机制。其次是牢牢把握自贸试验区在行政审批、金融服务、财税支持等方面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建立健全文化产业与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与促进政策,创新文化贸易高水平开放的试验区功能。三是将北京自贸试验区、广西自由贸易区建设成为中国与东盟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支持条件成熟地区创建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四是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支持文化企业和高新科技的融合发展。五是支持在自贸试验区内实施“数字文化贸易”的发展模式。六是以自由贸易区战略布局拓展在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协定下的中国与东盟区域文化合作。

  改革投融资机制,实现中国与东盟数字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鼓励金融服务创新,创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可以考虑用“PPP+私募基金+运营”的模式,挑选有实力的社会资本去建设东盟国家数字贸易基础项目。其次要设立专项投资基金,引导相关企业基金参与中国与东盟数字贸易。加快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资金对接中国与东盟数字贸易建设项目,合理配置资金的供给与需求,改善投融资环境。学习借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做法,完善项目筛选机制,规避投融资风险。三是可利用资产管理公司支持中国与东盟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中国目前拥有的五家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具备支持中国与东盟数字贸易发展的实力,可以整合已有国际业务资源,拓展数字基础互联互通建设,布局中国与东盟数字贸易。

  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促成中国—东盟区域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的贸易经济走廊。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部分国家加速对华经济脱钩,加快产业链和供应链转移。为应对这种深刻变局,中国要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高质量发展,主动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构。中国应该在门户畅通、重点产业、贸易线路三个方面采取措施,加强与东盟国家共建新通道建设,畅通中国与东盟货运通道,进一步保障中国与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陆海新通道要以自贸试验区为依托,以“一带一路”为统领,实现自身的价值链与东盟价值链之间的协调。

杨耀源: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课题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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