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多中心低碳都市圈

　　纽约、费城、华盛顿三座城市，为多中心低碳都市圈的代表。三座城市同属东海岸黄金区，经济体量分别位居美国第一、第五、第七，是人口和产业聚集区，也是重要的碳排放源。三座城市均为《克林顿气候倡议》城市集团（C40）成员，在低碳建设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纽约将建筑业管理作为低碳发展核心。全球排放中约8%来自水泥行业，建筑业在节能降碳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2021年，纽约通过《低碳水泥指引法案》要求纽约公共服务局为低碳水泥的采购建立法律标准并构建工程评价体系，对满足绿色混凝土要求的工程项目进行奖励。

　　费城作为老工业重镇，通过“碳减排”和“碳中和”手段建设绿色都市圈。一是坚持规划引领，建立城市层面的应对气候变化路线图，通过城市强壮计划、公共健康计划开展节能减排。二是减少新增碳排放，积极优化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比例，重启太阳能计划，为小型商业电池板提供1亿美元补贴。三是开展园林费城、绿色城市、清洁水源等计划，持续扩大植被覆盖率，加大“碳中和”力度。

　　华盛顿作为首都核心区，通过法律和市场共同推进碳减排。一是通过清洁能源转换法案，要求电力行业到2045年完全无碳化，并承诺到2050年实现人为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二是推行碳交易制度，对于年排放量高于2.5万吨的企业，从2023年起制定配额预算和履约周期，定期进行配额拍卖，对于排放成本较高的企业适度免费发放。

　　伦敦：集中式低碳都市圈

　　伦敦于上世纪40年代制定了大伦敦规划，构建伦敦都市圈，在伦敦中心半径48公里内划分为城市内环、郊区环、绿带环和乡村外环四个同心圆区域带，建设了8座卫星城，共同推动伦敦低碳建设。

　　开展家庭低碳改造。一是开展家庭能效改善项目，为家庭提供节能咨询和建议，为家庭安装节能设备和房屋隔热温层，提供家庭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政策和电价补贴。二是创建低碳社区，革新低碳社区的能源供应结构和绿色基础设施，通过示范项目，展示低碳技术在社区层面的巨大减排潜力。

　　促进办公场所能效改善。一是实施建筑能效提升项目，每年完成200个建筑的节能改造，实现年碳减排量27万吨；以商业建筑为对象，推广“绿色租赁”工程，实现年减排量3万吨。二是在政府机构推广能效计划以及智能电表，截至2020年，已为大部分机构实施能效表现指数评价和认证，并将持续监督能效表现指数改进情况。

　　大力推进低碳交通。一是改革交通模式，对进入伦敦中心最堵塞路段的车辆收费5英镑，2003年以来交通延误随之大幅度减少了30%，交通平均行驶速度已提高19%。二是提高运行效率，引入道路准入计划、推广铁路自动化控制、支持生态驾驶，计划于2025年使50%的重型货运车辆加入货车运行认证计划。三是推行燃料低碳化，实施电动车购买刺激政策，2012年，伦敦所有新购入的公交车均为混合动力车型；2020年，要求新车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不超过每公里95克。

　　东京：交互型低碳都市圈

　　以东京都为中心，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等城市共同组成东京大都市圈，形成大中小城市协同促进节能减排的局面。东京大都市圈半径50公里，构成了日本经济的核心区；东京集工业、金融业、商业于一身，为日本政治经济的“心脏”，川崎为传统工业中心，机械、电气等产业发达，横滨和千叶则依托港口资源，贸易港、旅游港、工业港作用显著，兼有钢铁、炼油、造船等产业。不同城市形成了分工明确、特色化明显的交互融合型低碳发展格局。

　　战略明晰化，设定目标愿景。东京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于2021年3月发布《东京城市发展规划》，设定两大目标和八大战略，运用尖端技术促进东京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利用城市功能，促进全球人、物、信息在东京的自由交流互通，构建创新东京，打造东京品牌形象，构建东京独特竞争力。

　　举措全局化，整体谋篇布局。宏观层面，着力提升基建动能，促进城市联系。东京拥有高密度的铁路网络这一优势，便于进一步开发宏观范围内的环形城市大都市带，以期实现城市之间交互联系又活跃竞争的有机结构。区域层面，着力重组区域结构，构建集约型城市，包括致力建成“步行城市”，将重要的生活设施和交通设施进行重组，减少生活功能区到车站和中心地区的距离。

　　行为市场化，激发主体活力。一是污染防治活动的市场化，从“谁污染，谁治理”的企业个体行为，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和供求关系，促进环保行业发展，向污染责任者提供商业性环保服务。二是推动环保事业所需的资料、咨询、监测、人才、技术、设备、资金等各项资源供给的市场化。东京作为污染治理行业的领先城市，可以提供大量行业优惠政策，环保企业每年可创造近十万个就业机会。

　　国际经验借鉴

　　一是依托区域发展的模式和阶段差异，因地制宜发展低碳都市圈。不同都市圈的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和产业基础，应采取不同的低碳策略。例如，纽约为全球金融及商务中心，大城市特征明显，高层建筑鳞次栉比，碳排放主要是在城市建设及运营环节产生的，因而属于建筑减排领域；费城作为传统工业基地，工业为最主要的排放源，低碳规划从制造业维度入手，应关注工业减排；华盛顿并非传统经济中心，亦无雄厚的工业基础，侧重于从创新角度出发，通过设计法律制度规范排放行为，进行“碳市场”前沿探索。中国应系统分析不同都市圈的经济基础和资源禀赋差异，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抓住绿色低碳发展的牛鼻子，以规划为引领，发挥多元参与重要作用，系统开展绿色低碳推进工作。

　　二是关注重点细分领域，实现减排主体突破。全球碳排放量规模不同，但都市圈碳排放源具有一定共性，工业、建筑、交通、居民消费等方面均为都市圈碳排放的重点领域。应重点关注都市圈能源结构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各领域的能源替代。通过合理设计建筑用能体系，加强工业减排技术拓展，提高交通出行能源使用效率，加强民众绿色低碳意识，加大绿色基建设施建设，充分发挥都市圈在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过程的规模集聚效用。

　　三是加强中心城市的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加强周边中小城市协同参与。借鉴东京大都市圈等典型案例，通过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持续优化，以多中心和网络化的分布，推进交通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促进城市跨行政区一体化发展，以此实现在发挥城市绿色低碳规模效应的同时，避免由于过度集中导致的“大城市病”，实现“分散型规模经济”。鼓励中小城市积极融入都市圈建设，在与周边城市产业协同、交通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向更加专业化、特色化方向发展，持续提升绿色低碳创新能力。

　　郭巍：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