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开放

　　应当指出，对外开放带来的机遇越多，挑战也就越大。事实上，只有对外开放更多地体现“高水平”，提高应对挑战的能力，才能增大发展机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制度型开放，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投资，推动重大外资项目加快落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从这些表述不难看出，无论是高水平对外开放，还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都离不开一个“高”字加以指引。从这方面讲，中国在今后的对外开放中更应强调“以高促开”，通过提高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打开更大的开放空间，进而获得更高水平的开放红利。

　　中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互动越是高效，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能力也就越强，也就越能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强化对外开放中的抗风险能力，要在激活内循环上下功夫；另一方面提高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增强外循环的覆盖范围和运作效率。其实，外循环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为我所用，而内循环也可以溢出更多的机会给其他国家。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按美元计算增长30%，其中出口增长29.9%，进口增长30.1%。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之所以在全球疫情尚未完全消失的背景下实现高速度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对接，国内外之间相互释放的贸易机会也因此而大幅度增加。

　　多方发力

　　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与内在压力，中国不仅要继续对外开放，而且要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特别要做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首先，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高”，应体现在以高克难。与改革开放初期乃至“入世”之初有所不同，如今的对外开放在红利释放上需要有一定时间的磨合时间。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来看，汽车等领域的开放在时间上相对较晚，说明在这些领域开放的难度要高于其他领域。以汽车行业为例，过去国内车企的竞争力不足以面对国外车企的市场压力，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汽车产销规模最大的国家，具有在中低档汽车、货运汽车以及新能源汽车等方面的局部优势。此时，进一步扩大开放汽车产业外资准入的时机可以说是水到渠成。2022年，面对市场开放的一些新举措，国内企业不仅要做好应对竞争的准备，同时也要在开放过程中积极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其次，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高”，应体现在以改促开。以往，中国的对外开放更多地体现在如何将国门开大一些，以便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际分工，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然而，对外开放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系统工程，打开国门只是其中一部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新的市场环境要求对旧有的体制机制进行必要的改革。近些年来，中国在体制机制上的一系列新举措就是对深化开放的最新回应。如 《外商投资法》不断压缩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实施多证合一，都是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国内外企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最后，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高”，应体现在以点带面。通过一系列先行先试，在制度创新上不断试错并在此基础上积累经验，然后推广复制这些经验，有助于以最小的成本收获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红利。自从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以来，中国先后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还建立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试想，如果没有当初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水”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外商投资法》的立法工作也不可能顺利完成，而中国参与RCEP谈判过程中也就很难与其他国家在国际惯例基础上找到“共同语言”。

　　看到对外开放中的挑战不容易，找到应对之策就更不容易。这就要求中国一方面在防范风险时要有预判，减少风险发生的概率，另一方面做好风险暴露后的应对工作。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可能有效防范一切风险。当风险出现时，要考虑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做好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事后补救。

　　白明：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