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2013年以来，我国与共建国家一道，推动“一带一路”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发展创造新机遇。近日，本刊专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翟东升，对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发展进行解读和展望。

　　记者：您认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动因是什么？

　　翟东升：第一，“一带一路”的提出与国内外形势变化直接相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当时也出现产能过剩现象。世界治理体系越来越不适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发展的需要。

　　第二，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提出，“一带一路”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这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第三，“一带一路”是我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动作为。最显著的例子是亚投行的设立。作为世行和亚行的补充，亚投行不仅为“一带一路”服务，而且要做最高标准的多边金融机构，目前运营效果良好。

　　第四，“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中的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民生项目建设、人文交流合作，都是人类命运与共、“美美与共”的生动实践。

　　记者：您对“一带一路”十年有怎样的总体评价？

　　翟东升：十年来，“一带一路”作为世纪工程、世界工程，实现了良好的开局，取得了沉甸甸的、实打实的成果，涵盖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物质方面，第一，促进了全球互联互通水平，这是最显著的成就之一。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标准规则“软联通”，再到人文交流“心联通”，“一带一路”正在形成全方位互联互通局面。

　　第二，使中国在经贸投资方面上了新台阶，提高了世界经贸投资的潜力。目前，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间的经贸投资比重在提升，说明“一带一路”在刺激经贸投资方面发挥了作用。

　　第三，加强了绿色丝路、数字丝路、健康丝路等新领域合作，开拓了对外开放发展的新空间。中国提出把“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如我们的“北斗”卫星系统建成后主动对外开放，就是创新合作方面的一个成功案例。

　　第四，增强了共建国家的民生福祉和经济福利。中国支持民生项目、“小而美”项目的建设，加强国际减贫、农业合作等，致力于改善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第五，共建“一带一路”对中国自身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提升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层次水平，尤其是全方位对外开放。共建“一带一路”使西部沿边地区变成开放的前沿，推动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不断发展，促进了商品贸易和对外投资等。

　　精神方面，“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经过十年的发展完善，“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提出丝路精神，展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提出了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新目标，开放、绿色、廉洁的新理念，之后又提出“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要求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总之，“一带一路”有理念、有精神、有原则、有目标。“一带一路”的理论体系源自丝路精神，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

　　记者：据您了解，“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外交政策有了哪些变化？中国的国家形象有了哪些变化？

　　翟东升：“一带一路”有效助力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们外交的基础，这个基础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牢固。周边国家是外交工作的首要，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我们现在需要更加聚焦周边，这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工作一脉相承。

　　共建“一带一路”强化了中国的大国形象，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的影响力、感召力。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了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与拥护。

　　记者：您认为，目前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翟东升：挑战来自内外两方面。外部挑战包括政治挑战与经济挑战。政治方面，主要是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推动与中国“脱钩断链”，影响到地区的产业分工，影响到中国的对外贸易，影响到中国与东道国的共同利益，甚至中国人员财产的安全。

　　经济挑战方面，全球经济低迷，一方面影响到“一带一路”新项目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原有项目的债务风险。

　　内部挑战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投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加慎重。

　　记者：企业和非政府组织（NGO）等应该怎样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翟东升：“一带一路”建设还是要由市场机制来主导，按商业规则办事。政府可以通过指导行业组织进行适当调控。另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应相互协调，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抱团出海。

　　目前，中国NGO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为了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外国际合作，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培育壮大能够走出去的NGO，能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民意基础。此外，智库也可以发挥NGO的部分作用。

　　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