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莫高窟佛教艺术和藏经洞文物为代表的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等外来文化交融荟萃的结晶,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
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发生了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中外文化如何在这里碰撞交流?让我们走进敦煌,聆听多元文明对话的千年回响。
伽蓝之起 煌煌大观
敦煌石窟,在古敦煌郡、晋昌郡(瓜、沙二州)就岩镌凿之佛教石窟寺,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安西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玉门市境内,是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石窟,肃北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玉门昌马石窟之总称。因其主要石窟莫高窟位于古敦煌郡,各石窟的艺术风格又同属一脉,且古敦煌又为两郡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名。
“敦煌”一词由何而来?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介绍:“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复命时提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东汉应劭在《汉书》中解释道,“敦,大也;煌,盛也”,可见“敦煌”取盛大辉煌之意。
公元366年,僧人乐僔在敦煌东南的鸣沙山凿壁开窟,参禅修佛,莫高窟的营造由此开启。乐僔之后,又有一位从东而来的法良禅师深受乐僔故事的触动,在乐僔开凿的石窟边上也造一窟。这段历史被记载于唐代《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中:“莫高窟者,厥初,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空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史籍未载法良开窟的具体时间。据学者考证,其时大概在前秦统治敦煌期间(376-385年)。在两位高僧的带动下,鸣沙山上,伽蓝渐起。震惊世人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在这两座石窟的基础上,终至辉煌大观。
735个精妙绝伦的洞窟,4.5万平方米的壁画,2000余尊栩栩如生的彩塑,前后经历11个朝代……一凿一斧、一笔一画,在岁月的长河中,一代代人开窟造像,终将这片土地打造成了一座举世瞩目的艺术殿堂,让后人得以窥见那辉煌灿烂的历史画卷。从生产生活、民俗节庆、婚丧嫁娶、喜怒哀乐等人生百态,到建筑、服饰、用具、工具等具有不同时代烙印的物质造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科技等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在这里纤毫毕现。这也使敦煌不仅是东西文明交融的文化宝藏,还具有古代文明的博物馆功能。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认为:撩开乐僔于此“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及法良所见“诸多神异”的面纱,真实的答案只能是:适宜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敦煌地区特定的连接东西、沟通中外的文化窗口功能及300多年佛教文化的浸润所积淀的丰沃的佛教文化乐土,促使乐僔、法良肇始于此“架空镌岩”。尽管敦煌地区此后亦屡历战火,但最终仍然造就了1000余年各朝开窟不辍、历代造像迭新的特殊佛教圣地,遗存了以大量中古文书与其他各类文物所构成的优秀人类文化遗产。
敦煌地处甘肃河西走廊最西端,北邻蒙古高原、戈壁荒漠,西接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邻库姆塔格沙漠,南面是青藏高原、祁连山脉,是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得益于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在这里形成一块绿洲。考古显示,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河西走廊已有人类生息繁衍。古代敦煌居民以汉族为主,先后另有羌、匈奴、月氏、乌孙、鲜卑、吐蕃、回鹘、党项和蒙古等十多族,还有印度、西域僧人、中亚粟特商人和其他西域各国人士,经年累月在此共创了多元、包容的敦煌文化。
作为汉王朝的西部边陲,敦煌所具有的控扼东西交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汉王朝经略西域的桥头堡,奠定了敦煌文化的舞台。范晔在《后汉书》中描述敦煌:“乃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千百年来,东西商贾、南北僧众,“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如《魏书·释老志》里就提到:“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敦煌研究院保存的一件元至正八年(1348年)的六字真言碑上镌刻有汉文、梵文、藏文、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六种文字,是敦煌多民族、多语言共存的重要实证。
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一届全体会议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认定莫高窟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全部六条标准,将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按照遴选条件规定,文化遗产只要符合一条标准,就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迄今为止,全世界符合全部六条标准的世界文化遗产只有两处:一处是敦煌莫高窟,另一处是意大利名城威尼斯。这充分说明莫高窟作为文化遗产在世界文明中的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
兴也丝路 盛也丝路
敦煌石窟的形成与繁盛,与古丝绸之路密不可分。从公元4世纪开始不间断开凿,直到1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以后,敦煌石窟才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合月氏对付匈奴。因当时匈奴势力强大,张骞虽然没有达到出使目的,但他在13年间对西域的山川风土和人情都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也更进一步坚定了汉武帝打击匈奴、开拓西域的决心。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进一步增强了中原王朝和西域的联系,西域三十六国进入了中原王朝的视野,中西往来的官方通道被打通,因此张骞出使西域也被称为“凿空之旅”。
公元前121年,敦煌地区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公元前111年,敦煌郡设立,不少内地的世家大族迁入敦煌定居。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的农耕和水利灌溉技术,还传入了儒家和道家文化。樊锦诗认为,这些文化同当地积淀的与西域、中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坚实的汉晋敦煌文化土壤。
丝绸之路从长安向西延伸,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在汉代时分为两路,西北出玉门关,西南出阳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天山沙漠的交界一直到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再经帕米尔高原分成三路,通往欧洲、中亚、南亚、北非等地。《汉书·西域传》记:“出玉门关往西域有南、北两道。”隋代裴矩《西域图记序》描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敦煌壁画《福田经变》中就画有丝绸之路上的场景,有人从左边走过来,这些人正在过桥,桥上有两匹马,马背上驮着货物。在桥的另一侧,有一个西域的商人拉着一头骆驼,这头骆驼的背上放着很多货物。画师将胡汉商队相遇的瞬间捕捉下来。敦煌的繁荣,也折射了丝绸之路上的繁盛景象。
从边塞诗里也能看到当时丝路贸易的一些情节。比如,张籍在《凉州词》中写道,“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句就描绘出了贸易的繁盛景象。
当中国的丝绸、陶瓷、纸张等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时,西方人也同时带来了中国过去所没有的葡萄、苜蓿、郁金香等植物,狮子、豹及西域名马等,还有精美工艺品,如金属工艺、琉璃和玻璃、呢绒、毛毯及各种装饰物等。许多外来的物品在敦煌壁画中留下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初唐第209、329等窟的藻井图案中的纹样装饰。敦煌壁画受印度和西域的影响,其中的狮子和大象等形象,也描绘得比较真实。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波斯的工艺品通过丝绸之路大量传入了中国,如狩猎形象是古代波斯最流行的主题,表现狩猎形象的银盘就曾在中国北方多有发现。敦煌西魏第249窟窟顶壁画中就有波斯风格的狩猎图。隋到初唐时期敦煌彩塑与壁画菩萨的服饰中,出现大量的波斯纹饰,如联珠对鸟纹、联珠对兽纹、菱格狮凤纹等。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从汉朝的南北两道,发展到南、中、北三道。隋朝建立后,在边疆政策和对外交往中逐步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姿态。为了招商,隋朝举办过两次具有“万国博览会”性质的活动。
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六月,隋炀帝西巡河右,驾临张掖,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当时参加这一盛会的有北方游牧民族、西域和东北亚各政权和中亚各国。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朝廷邀请各番部落酋长、使节、胡商齐聚东都。东都有丰都、大同、通远三个大市场,这三市的饮食店肆都设置帷帐,摆着丰盛的酒席,派掌管番邦的官员带领胡商到此从事贸易。
隋朝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接纳外来文化,中国与印度、中亚佛教交流也日趋繁荣。隋代高僧达摩笈多就曾于敦煌游历,高僧彦琮记录了达摩笈多游历西域的见闻,著成《大隋西国传》。
隋朝经营西域,促进了中西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将自汉武帝后逐渐衰落的丝路贸易推向又一个高峰。代之而起的唐王朝继承了隋朝开创的局面,推动中华民族内部的交往交流交融和中西文明交流互鉴进一步发展。
宗教世界 世俗人生
敦煌艺术虽然是佛教思想、佛教信仰的载体,但其所呈现的诸多元素是当时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文明、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民族日常生活点滴的反映。认识敦煌艺术,一方面可以了解其中的宗教思想,同时也可以观察其中所呈现的人间情怀。
张元林认为,多元宗教和睦共存的场景是敦煌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在敦煌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虽然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在宗教领域,宗教和民间信仰亦呈现多元化倾向。除了本土的道教外,诞生于印度的佛教、诞生于西亚—波斯地区的祆教和摩尼教、诞生于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等在丝绸之路沿线流行过的主要宗教,在敦煌基本都有迹可循。因此可以说,敦煌当时成为丝绸之路不同宗教传播和交流的重要节点。
在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幅景教人物画中,人物的头冠中间是一个十字架,胸饰中间也是一个十字架,这应该是受了佛教影响的景教的一个圣像。而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则是用汉文所写,也就是说在唐代的敦煌已经有汉人信奉摩尼教了。
而绘于北魏时期莫高窟第257窟的《鹿王本生图》,则展示了佛教在敦煌的发展。九色鹿的故事在很多地方都有,敦煌莫高窟的九色鹿壁画又称为《九色鹿王本生图》。据传,释迦牟尼前生是一只九色鹿王。在印度和龟兹石窟中,九色鹿多以跪拜国王的形象出现,而莫高窟的九色鹿则以一种不卑不亢的姿态站立在国王的面前。它的鹿角与国王的前额基本持平,体现了当时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与世俗王权有了平等对话的资格,而不像前期一样依附于世俗王权而生存。画师将鹿王的慈悲、临危不惧、不惧权威的精神气节都表现了出来。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有大量表现佛经的内容。这些画面不仅传达了佛教故事,还记录下不少多元的世俗文化。揭开佛教教义的神秘帷幔,敦煌壁画丰富多彩的佛国世界正是当时现实世界的真实折射。
建于盛唐时期的莫高窟第23窟,塑像经清代重修,壁画题材以《法华经》为主。《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采用了大量神话和譬喻故事。这幅画的顶端看起来有乌云,仿佛快要下雨,这里隐喻了众生都有佛性,佛法就和阳光雨露一样,普润万物。在画的下端,有人在塔前跳舞,还有人坐在毡子上弹琴唱歌,旁边有小孩在堆沙子。这幅画把深奥的佛理形象清楚地表达出来的同时,还非常写实地把世俗文化、田园生活展现了出来。
而在莫高窟第33窟的婚礼图中则可以看到,屋外搭了寓意子嗣兴旺的“百子帐”,父母客人在帐里面坐着,新郎、新娘行跪拜礼。其中,新娘穿着盛装站着,新郎匍匐跪地。这一仪式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敦煌写本《下女夫词》采用新妇新郎相问答的形式,是北方胡族与汉族婚俗相结合的产物。
敦煌,既是东西方贸易中转站,也是多民族聚居地。当然,汉族人始终是敦煌居民的主体,此外还有一些传法僧,以及因各种原因滞留敦煌的使者等。因此在敦煌莫高窟中,供养人既有汉族的达官贵人,也有一般的贩夫走卒。比如莫高窟第98窟的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供养像。作为西域王国的国王,李圣天却头戴冕旒,身穿衮服,衣服上绣着日月龙兽,完全是汉族帝王的服饰。也许这件衣服就是来自中原地区,也许是于阗国王依据汉族样式命人制作的。在很多可能性中可以看出一点:当时中原的礼仪文化影响到了西域,而且西域的贵族是以穿着中原的贵族服饰为荣的。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敦煌文化体现出的兼容并蓄的多元性特征,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的鲜活个案。
敦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前国际交往的通都要邑,多元文明的荟萃交融在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中均得到充分体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赓续至今,就是在坚定传承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结果。张元林认为,敦煌文化的形成与兴盛,正是这种文化胸怀的体现。
敦煌石窟的形成,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大胆吸收印度、中亚等地佛教艺术思想内容,进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敦煌文化和敦煌石窟艺术,并在不断接受来自中原的传统文化和佛教发展新成果的滋养中渐至兴盛。敦煌壁画和藏经洞发现的文物表明,外来文化在被当地民众接受的过程中,会有选择、吸收、改造的过程。
从目前壁画所体现出的艺术流派风格来看,既有敦煌本土画师所作,又有来自西域的风格,还有来自中原内地的作画风格。画工在表达同一个主题的图像元素方面,也是有所取舍,大胆创新。
营建于西魏时期的莫高窟第285窟西壁所绘的乘鹅车的月天图像,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方月轮中,月天乘坐于由两两相背的4只鹅所拉的车厢之中;月轮下方,又绘出一辆由3只狮子所拉的月车。天鹅和狮子,在希腊文化、西亚—中亚文化中,多充当女神的坐骑。这是画工对东西方文化的借用和移植。画师又特别在日轮下方绘出了3只凤鸟拉着的日车。凤凰、凤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太阳和太阳光热的象征之一,即所谓“火凤凰”。这种处理方式,看似画蛇添足,实则独具匠心。画工通过与中国文化中对太阳神的图示方式双重叠加,让敦煌观者更完整地理解“乘马车的日神”这一来自异方的日神图像。这反映出丝绸之路沿线各文明间交流、融合中的自由和融通。
敦煌壁画艺术中典型代表飞天,这一形象经由中亚从新疆地区传入敦煌,并不断与本土文化艺术相融合。敦煌的飞天是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但不像西方的天使,以及印度、中亚等地的飞天那样长有翅膀,而是借由长长的飘带、翻转的衣裙来表现空中自由驰骋。这就是“各美其美”。也正因为此,敦煌艺术才呈现出丰富的多样化特征。这种变与不变现象,正反映出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与借鉴。
无论是从敦煌壁画,还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和文物可知,这一地区曾长期生活着多民族,多种文字并用。张元林表示,自西汉设立敦煌郡始,当地居民一直是由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构成。虽然其间也历经过如吐蕃、甘州回鹘、西夏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交替管控,但长期以来,在这里生存、繁衍的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不仅未因文化差异而相互伤害,反而取长补短、和谐共生。世界上留存下的很多文化奇迹,不少都遭到破坏,起因多是宗教冲突、种族矛盾等。但持续营建千年的莫高窟,基本没有遭受严重的人为破坏。这说明在多元文明和多种信仰交织的敦煌,历史进程总体上是包容和睦的,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等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在历史的长河中,敦煌文化始终以中华文化为根基,不断吸纳、接收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在敦煌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重镇生根开花,从而产生了融汇多元的敦煌文化。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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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莫高窟依山傍水,隔着大泉河与对面的三危山遥遥相对。晨曦的大幕拉开,最先沐浴到阳光的是鸣沙山主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