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
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全球经济合作与互联互通的实践平台,更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塑造新型全球领导力的重要载体。“一带一路”研究与全球领导力的关系,本质上是知识生产与战略能力相互建构、双向赋能的动态过程,这种互动关系要求“一带一路”研究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桎梏,构建兼具本土立场与全球视野的知识体系,将对共建国家的深度洞察转化为制度性权力、规范性权力和话语权塑造的关键支点,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
近代以来,西方凭借其在经济、军事上的优势,构建起以自身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将知识生产与传播作为实现全球霸权的重要手段。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西方通过文明研究等学术范式的建构,将自身塑造成“文明的高地”,把殖民行为包装为“文明启蒙”,在地理学、金融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确立了话语主导权,甚至通过概念翻译与定义的方式实现知识权力的渗透,将西方价值标准伪装为普世准则,使非西方世界长期处于 “知识学徒”的被动地位,中国学界也在百年间深受其影响,甚至陷入“客观研究”的认知误区,忽视了知识本身所蕴含的权力属性与政治内涵。
作为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志,“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亟须摆脱西方知识体系的束缚,构建立足中国实践、契合共建国家需求、具有全球解释力的自主知识体系。
这种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并非对西方知识的简单否定,而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和知识霸权的解构与超越,其核心是确立中国在知识生产中的主体性地位。“一带一路”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立足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实践,打破西方既有的学科架构与叙事逻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根基,把中国发展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转化为可传播的学术理论,让知识生产真正服务于中国全球领导力的塑造与共建国家的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研究的转型
长期以来,我国的“一带一路”研究多集中于共建国家的资源禀赋、地理环境、政治体制等基础信息的梳理与分析,缺乏对区域发展规律的深度挖掘与对合作实践的理论提炼。这种研究模式难以支撑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布局,更无法将区域洞察转化为塑造全球领导力的实际能力。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走向精耕细作的“工笔画”,其研究也必须实现从“知外” 到“塑外”的根本性转型,这种转型的核心是实现知识生产与战略能力的双向互构,让研究成果成为推动制度性权力、规范性权力建构的重要支撑,成为塑造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抓手。
“塑外”能力的提升,需要“一带一路”研究完成三重转化与三个根本性转向。将中国发展实践提炼为可传播的文明范式,将多元文明互鉴的经验提升为全球治理的智慧,将本土学术创新拓展成具有全球解释力的理论体系。这三重转化是“一带一路”研究实现知识生产突破的主要路径。而从被动应对国际舆论到主动设置全球议程,从单向性的政策解释到多维度的价值供给,从零星的区域知识积累到体系化的学术创新,这三个转向则是“一带一路”研究将知识优势转化为战略能力的关键环节。
“塑外”能力的系统性提升,还需要弥补当前“一带一路”研究在实践层面的短板。其一,拓展国际人脉的深度与广度,打破个体化的研究经营模式,构建稳定、多元的国际学术合作网络,让知识传播与学术交流成为搭建民心相通桥梁的重要手段。其二,增强国际运营能力,推动研究成果向共建国家的政策转化,让中国的发展智慧真正融入沿线国家的发展实践,实现知识向制度性权力的转化。其三,挖掘国别感知的深度,深入共建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实际,实现对区域发展的精准把握。其四,提升国际研究响应的敏捷程度,对国际热点事件与共建国家的发展变化做出快速反应,让“一带一路” 研究始终紧跟实践步伐,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布局提供及时、有效的智力支持。
互构视角下的中国全球领导力塑造
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核心理念是开放、绿色、廉洁,这一实践平台为中国与共建国家的文明对话、合作共赢提供了广阔空间,也为中国将区域洞察转化为话语权、将知识优势转化为全球领导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塑造基于“一带一路”的中国全球领导力,并非打造传统的霸权式领导,而是构建以命运与共为核心的新型全球领导力,这一过程需要从文明对话、互动网络、合作模式、伙伴体系四个维度发力,实现知识生产与战略能力的持续互构与协同提升。
构建命运与共的文明对话体系,是塑造中国全球领导力的思想基础。文明对话的过程,既是不同文化与发展模式交流互鉴的过程,也是中国知识体系与价值理念传播的过程,更是发现自身问题、完善理论体系的过程。
通过持续的文明对话,将中国的发展经验与价值理念转化为共建国家可理解、可认同的知识体系,让命运与共的理念成为共建国家的共同认知,为中国全球领导力的塑造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打造立体多维的互动网络,是塑造中国全球领导力的实践支撑。“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互联互通,不仅包括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更包括政府、学者、企业之间的全方位互动。这种多主体、多维度的互动网络,让“一带一路”研究能够深度融入实践,也让研究成果能够快速转化为实际的战略能力。通过频繁的往来与深度的互动,将知识传播与合作实践相结合,让中国的全球领导力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得到体现与提升。
构建梯度性的合作模式与互惠的伙伴网络,是塑造中国全球领导力的关键保障。梯度性合作要求根据共建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实际需求,制定差异化的合作策略,通过精准的知识供给与实践支持,帮助共建国家实现发展目标。而互惠的伙伴网络则强调利益与价值的双重契合,通过将援外项目转化为学位项目等方式,推动知识传播与能力培养的深度融合,让中国的知识体系与发展理念在共建国家形成持久的影响力。这种基于互惠共赢的合作模式,体现了新型全球领导力的核心内涵,也让“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塑造全球领导力的重要支点。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中,唯有持续推进知识生产的突破与战略能力的提升,构建兼具本土立场与全球视野的知识体系,将区域洞察真正转化为制度性权力、规范性权力和话语权塑造的支点,才能让中国的全球领导力在实践中不断彰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共同发展贡献更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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