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上合组织应该是地区协和的安全共同体、经济合作共同体，以及社会合作共同体。
在2017年10月发布的中共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明确提出为中国外交的中心目标和任务之一。
作为目前的轮值主席国，中国将于6月9-10日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上合组织扩大后的首次峰会。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正式加入上合组织，扩员后的上合组织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把上合组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在一起意义重大。上合组织推崇“上海精神”，其核心内涵之一就是包容与开放。新的上海合作组织正在加强多边合作，中国也努力争取上合组织其他成员“支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上合组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上，外界应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首先，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把这个概念强加给其他成员国，也不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可以说，在延续中国以往外交政策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外交政策变得更加积极进取。中国仍然奉行“不结盟”，但是中国追求“结伴”，也即伙伴关系，甚至是“战略性伙伴”；中国仍然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但中国尝试“建设性地介入”；中国仍然明确“不称霸”，但是，与冷战刚结束时中国的“不带头”不同，不带头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发挥“国际领导”作用。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中国试图推动上合组织变成一种与现有世界秩序不同的替代性的世界秩序。对待现有世界秩序，中国的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是现有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是现有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也是现有世界秩序的改革者。现有世界秩序不是“美国的世界秩序”，或者说“美国治下的和平”，而是联合国及其体系、以及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尤其是国际金融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代表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尽管并不完美，存在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其公正性（包括代表性）、合理性（包括效率）等仍然有待改进，但却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开放、包容、进步、自由的世界秩序。
第三，简要地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全球治理的实现。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是依据多边主义基本原则进行的国际合作。这也是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意。在当下的全球治理中，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冷战结束后，人类为解决共同挑战推动构建了多种国际平台和机制，上合组织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拆分为三个概念：“人类”、“命运”和“共同体”，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是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为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如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人类”说明上合组织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自由的世界秩序就是以人为中心，但强调“人类”并非要忽略“人类”之间的差异性。“人类”目前分成众多国家，即众多单一的共同体，这些国家又组成了众多国际组织，包括地区组织和地区间组织。从地理意义来说，上合组织实际上是一个跨地区间组织。这一地区间组织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新的地区组织，因为上合组织本身可以看作为一个新的“地区”。
其次，上合组织内部各国、各个社会、各民族之间在“命运”上具有“相互依存性”。上合组织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产物，是全球化的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的一个集体行动者。“相互依存”早在19世纪的欧洲就已基本现实。但是，直到20世纪后期，人们才对“相互依存”有了系统化的科学认识，比如美国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 20世纪70年代都从权力的角度研究了“相互依存”。上合组织为人类之间的“相互依存”提供了又一个重要案例。
此外，上合组织是新型的地区共同体。虽然从起源、宗旨、构成、机构、优先任务等角度看，上合组织与欧盟、非盟、东盟等共同体差异非常大，但如果从地区共同体这个维度考量的话，又具有类似性。
过去17年里，上合组织主要以“安全合作”为主，形成了“合作安全”机制。这表明，上合组织已经是一种安全共同体。这一安全共同体与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北约不同，与拥有“共同安全政策”的欧盟不同，而是新型的安全共同体。
到底如何看待上合组织作为安全共同体？我认为上合组织是一种地区协和体系，即一些大国（例如俄罗斯、中国，现在加上了印度）主导的、有众多（至少若干个）其他国家（如中亚国家，现在又有了南亚和中东国家）参加的一种国际会议体系。尤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后，上合组织的地区协和体系的本质就更加明显。
在中国，人们不熟悉“协和”体系，却熟悉“协调”，有时把“协和”误认为是“协调”。实际上，“协和”要远比“协调”复杂、困难；对世界和平，协和更有效，尤其是有长效。历史上首创的和最成功的国际协和是欧洲协和体系。19世纪著名的欧洲“百年和平”正是因为这一体系。欧洲协和体系的主要方法是欧洲会议体系，甚至曾有思想家把欧洲协和体系提升到“十九世纪的文明”的高度，比如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的起源》一书中就对此做了深刻的阐述。
二战后，在全球层次上治理战争的联合国和在地区层次上预防战争的欧共体是比19世纪欧洲协和体系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协和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盟在欧共体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虽然与19世纪的欧洲协和体系不同，但欧盟仍然继承了欧洲协和体系的本质。欧盟用和平取代了战争、用团结取代了仇恨，先贤梦想的“永久和平”在欧盟框架下终于实现，欧盟也在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随着全球治理研究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焦点，有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昨天的欧洲协和体系正是今天的全球治理在19世纪的“起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扩大不仅代表着该组织的可持续性，而且代表着该组织更趋复杂。值得注意的是，扩大后的上合组织，其内部的冲突或者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加。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在持续；美军仍然在阿富汗；仅次于朝核问题的全球核不扩散问题是伊核问题，美国和伊朗的长期冲突仍然没有根本解决方案。有学者认为，当年的欧洲协和体系对21世纪的全球和平仍然是极其有价值的，应该成为21世纪治理战争（包括预防冲突）的全球治理的理论。
进一步来看，一度被人们忽视的上合组织也增加了人们不得不重视的新议题，例如海洋国际问题。中国倡议推动的“一带一路”相当于把上合组织中的陆海问题了结合起来。在青岛这座中国的世界海洋城市举行上合组织峰会，也将提醒人们海洋议题在上合组织协和中的重要性。
最后，作为“共同体”的上合组织必须是经济共同体，甚至是社会共同体。在经济合作方面，上合组织有待加强。但走向经济共同体，上合组织才更加名副其实，因为毕竟经济是各国发展的基础。在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方面，上合组织也有一系列的合作，例如，定期举行的“上合组织人民论坛”，公共政策方面的智库论坛，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合作，都在推动上合组织走向社会共同体。
站在新起点上的上合组织需要再定义自身。轮值主席国的中国为上合组织提供了一个新定义：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即地区协和体系的安全共同体、经济合作共同体，甚至是社会合作共同体。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关系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兼国观智库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