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两国作为邻国、亚洲新兴大国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均需聚焦两国重大的战略利益,培育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摸索未来中印互动的新范式。
2015年印度申请加入上合,重拾了战略层面将中亚与南亚进行连接的可能性。
印度加入上合,一方面使其介入中亚取得了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使印度在能源安全上将目光转向中亚与俄罗斯变得“名正言顺”。
作为以构建新安全观为最初推动力,并以合作反恐为主要抓手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历史使命随着时间的发展正在悄然发生变化。2017年6月,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从而使上合成为覆盖中亚、南亚,包含全球43%人口及24% GDP的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性国际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容,使其同时囊括了中国、俄罗斯、印度三大“新兴国家”,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转向大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对现有国际治理机制显现出不同思路与诉求。不可否定,自美国2011年开始撤出阿富汗以来,上海合作组织为维护区域稳定、促进区域发展,发挥了强大的区域架构作用。
中亚、南亚:既近又远的两大板块
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腹地是中亚。长期以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延续了复杂又悠久的历史、地缘与经贸联系。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开始强化与中亚的经济关系与能源合作。
作为区域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也需谨慎处理中亚与南亚之间的历史、地缘及经济联系。历史上,中亚与南亚曾被视为同一文化、地理板块,并在阿富汗发生过激烈的文明碰撞与融合。19世纪中期,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被沙俄兼并,南亚与中亚被分离成两个不同的地缘单元。苏联时期,阿富汗、中亚充当了连接前苏联核心区域与南亚次区域前沿阵地的桥梁作用;苏联解体后,伊斯兰因素在中亚国家让位于前苏联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与世俗主义,阿富汗塔利班甚至成为独立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国和中亚国家外交的障碍。再次,阿富汗成为了不同文明、不同区域发生断裂的节点。对世界强国而言,中亚与南亚再次成为两个不同的战略单元。
2015年印度申请加入上合,重拾了战略层面将中亚与南亚进行连接的可能性。就印度而言,打通与中亚的连接,既是由于阿富汗、土耳其、希腊、蒙古等地区民族在历史上都曾从次大陆的西北方进入印度平原,更是由于印巴分治后,印度和中亚的地理联系被巴基斯坦隔断,印度基本处于一种与中亚“失联”的状态。除了与哈萨克斯坦在铀矿上有业务合作,印度与中亚国家少有交集;现实安全上,印度本土也深受根植于阿富汗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影响,亟待通过国际合作来打击恐怖主义。
从大的图景看,印度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配合当前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与“再工业化”进程,印度国内对能源的需求大幅提升。目前,印度是世界第四大能源消费国,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石油市场报告2018》报告显示,预计到2023年全球石油需求将达到1.047亿桶/日,比2017年增加690万桶/日。其中,中国和印度将合计贡献近50%的全球石油需求增长,而印度石油需求增速将略有上升。与此同时,2012-2040年间,印度石油消费将以3%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增长,成为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国家。至今,印度仍依赖中东、印尼的能源进口,主要通过波斯湾和马六甲海峡进行海上运输。如果印度能够通过陆上通道获取中亚能源,既有利于印度能源进口多元化,也能避免海上运输风险,同时降低能源的进口成本。
就巴基斯坦而言,申请加入上合,既有国内安全局势的动因,也是对印度申请加入的“连锁反应”。自2001年以来,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使巴基斯坦成为了反恐的最前沿,巴基斯坦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巴基斯坦认为,由于中亚地区形式与巴基斯坦的反恐和安全形势密切相关,巴加入上合组织理所当然。另外,从地区力量平衡的角度看,经过十多年反恐战争,巴基斯坦在与印度的力量对比中,已经明显处于劣势,当然不会坐视印度继续通过融入区域机制,在地区格局中获得更多的战略优势。
其实,将中亚与南亚置于一个战略单元进行考虑的思路,并不是在2017年印巴同时成为上合正式成员国后才成为现实。此前,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就曾出台了具有鲜明中-南亚色彩的“阿富巴”战略;在克林顿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期,大力推动美国主导的将中亚和南亚连接的“新思路”计划。最终,这些问题都因阿富汗问题过于棘手而流产。由此可见,连接中亚与南亚两个“既近又远”的战略单元,阿富汗一直在发挥关键作用。
能源通道:不仅仅是管道
印度对中亚能源的诉求,早在印度申请加入上合之前就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多年磋商,2012年5月,印度、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就TAPI管线(一条贯穿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天然气管线)签订了重要协议 。外界普遍认为,TAPI的阶段性突破,与过去十年中亚洲开发银行对此管线不遗余力的支持分不开;当然,美印战略关系的持续提升与夯实是关键性的动因,TAPI 的推进与美国的支持密不可分。
如果TAPI能顺利推进,直接受益者当数阿富汗,仅能源过境收入一项,就将为阿富汗创造巨大财政收入,更不用提与管道建设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带动当地经济的措施。伴随经济的发展,阿富汗政局也有望趋于稳定。此外,印度也将是战略上最大的赢家,TAPI不仅联通了中亚,保障了印度持续稳定的能源供应,而且通过TAPI,首次将印度力量引入到了中亚地区,使其成为中亚不可忽视的一大“玩家”。当然,就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而言,印度也可宣称,TAPI 的顺利推进,甚至可能缓和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宿怨。就中亚国家而言,土库曼斯坦收益最大,除了“闷声发大财”的现实经济利益,在中国之外,土库曼斯坦找到了另一个稳定的大买家印度,实现了天然气出口多样化的目标,避免了过度受中国市场制约的战略风险。
然而,TAPI 的发展并不令人乐观。2013年3月,伊朗-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以下简称IP)项目铺设奠基仪式在巴伊边境举行。仪式结束后,双方还签署了在两国边境城市格布德和伯斯尼开设口岸以及在巴基斯坦城市瓜达尔建设伊朗石油精炼厂的协议。客观上,IP 项目的推进不利于TAPI跨境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落实。就两者的设计而言,TAPI项目从北向南将中亚能源输往南亚国家,与东西走向的IP项目形成交叉。由于两条管线涉及该地区国家(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的直接利益,而且背后隐藏着美国、俄罗斯、甚至部分中亚国家之间的博弈,再加上2014年后北约大幅撤出阿富汗导致的阿富汗局势变化,都使两条管道的前景趋于复杂。
在此背景下,2017年,在俄罗斯的鼎力支持下,印度正式成为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从而为其连接中亚获得了机制性的保障。当前,伊朗、阿富汗已经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印度加入上合,一方面使其介入中亚取得了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使印度在能源安全上将目光转向中亚与俄罗斯变得“名正言顺”。当然,作为上合组织的发起国之一的中国,对印度正式加入的欢迎,也显示了中国为弥补中印信任赤字、弥合中印战略认知鸿沟的诚意与决心。
互联互通:探寻上合新的可能
印度、巴基斯坦的正式加入,使上合组织的腹地中亚,通过中国西部边疆和阿富汗与南亚紧密相连。而广袤的俄罗斯和中国庞大的市场,已经使上合组织成为了欧亚大陆最完整、最具合作潜力的区域架构。
中亚和南亚的互联与互通,目前具有了一定的基础。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上合组织的8个正式成员和众多观察员国与对话伙伴国,均不同程度地与中国进行了相关发展战略的对接。如哈萨克斯坦主动提出“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对接;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与中国也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的文件;中国、俄罗斯在能源、高铁、航空航天、基础设施建设、远东开发等多领域推进务实战略合作。
与此同时,中巴经济走廊也取得了系列早期收获性成果。瓜达尔港建设收效明显,一批能源、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遍及巴基斯坦各地,6万巴基斯坦本地工人参与建设。预计未来5-7年,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为巴基斯坦创造50万个就业机会。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及局势稳定也将对邻国阿富汗产生积极带动作用。
然而,上合架构内的互联互通,目前仍面临一些实际问题。印度虽是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却一直以“中巴经济走廊经过具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为由”,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态度。与此同时,印度自身也提出了“季风之路”“胡椒之路”等倡议。2017年,中印关系由于“洞朗对峙”进入了历史最低点,双方战略互信赤字加大。在此背景下,2018年4月,中印两国领导人的武汉会谈,可以看做是对中印关系大局的一次回调。
中印两国作为邻国、亚洲新兴大国以及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竞争的逻辑,不论其是“亚太再平衡”、或是“珍珠链”、或是“印太”。相反,中印两国均需聚焦两国重大的战略利益,培育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摸索未来中印互动的新范式。在特定节点,可能不得不考虑一些利益置换,从而为上合组织创新型的合作贡献力量。
(本文作者杨晓萍博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执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