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的前期预警机制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成效有目共睹。在对病毒有了“人传人”的认识之后，全国各省市区陆续发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国各地的医生开始集中支援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短时间内火神山医院与雷神山医院便建成使用，还开辟了集中治疗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中国政府也开始鼓励并保障各地企业进行生产转型，保障了抗疫前线的医疗物资；中国各地方政府也动员了全部力量，对流动人员进行了严密而科学的隔离与检测。可以说，在防疫过程中，疫情的跟踪监测，患病人员的治疗，人员、物资的调配，经济活动的调整等方面，中国的做法是值得肯定与推广的。这也得益于中国在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及2009年甲型流感等数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所积累的经验。

　　然而，此次疫情也需要我们系统反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常规治理机制的缺陷，通过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现代化的制度支撑，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实现疫情防控。

　　由传染性病毒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在短时间内产生较大公共影响，它的应急处理包含预防、问题识别和风险判断、决策、执行、绩效评估和方案优化等诸多环节。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公共卫生专业人士深度参与，要求医疗机构积极诊治病患，还需要充分供应医疗物资，以及得到社区和居民的广泛协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需要建立责任清晰的治理结构，形成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疫情防控中，需要注重基层医护人员及研究人员的反馈，形成成熟的奖惩机制与核查程序，进一步打通基层与中央疾病防控系统的连通性，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等。

　　提高应对新发传染病的药物研发能力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归根结底，是因为对于这一新型病毒，我们没有既定的治疗方案、特效药与疫苗。值得欣慰的是，世界各国都在加大研制疫苗的投入，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3月16日，陈薇院士团队研制的新冠疫苗通过了临床研究注册审评，获批进入临床试验。在新型冠状病毒面前，所有国家的起跑线都是一样的，推进疫苗的研发主要是考验的各家科研单位以及生物公司对疫情的敏感性和疫苗研制的执行速度，这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医学研究的实力。

　　疫苗的研发虽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需要重视治疗药物的筛选与研发。因为病毒容易变异，且疫苗的研发需要非常重视安全性，所以疫苗从开始研发到实现人体接种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如果严格按照医学标准，一步步地推进疫苗的试验，这个时间段会更长。所以在疫苗接种普及之前，疫情极可能已经实现了数次大规模的传播。那么在这段时间里，疫情的防控与感染患者的救治就成为了更重要的工作。因此，药物的筛选使用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中国在此次防控疫情和救治病人的过程中，有大批药物被应用于临床研究和观察。抗击疫情最开始的2个多月内，就有200多种药物进入了临床研究。应急状态下的药物评价在方法学上的考量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在应急状态下，我们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以尽可能少的病例，获得准确的结论，为临床治疗提供有效药物。但总结这些药物临床研究的方法和模式，发现有些研究方法既不能体现药物的作用特点，也不能体现疾病治疗的需求，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因此，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应该对治疗新冠病毒药物进行合理的研究。面对陌生的疾病，合理选择药物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技术问题。比如采用计算机模拟和计算的方法选择药物是否合理，就需要进行综合的评价和判断，这将成为新的研究课题，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推进。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知识、技术和物质储备，加强药物研究工作的总结，形成不同研究阶段药物的储备，为持续研究奠定基础。

　　从根本上讲，研发出治疗新冠病毒的特效药是最好的应对之策。很遗憾的是，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后，至今没有研发出特效药，这里面有很多原因，研发原创性新药需要大量的时间及资金支持，而且抗病毒药物的研发具有先天的困难，病毒与细菌不同，它寄生在人体细胞中，理想的抗病毒药物是在不危害人体的情况下，根据某种病毒的特性来实现对病毒复制的精准抑制，而这个可操作性就非常小。此外，“非典”与流感不同，它只在2003年暴发过一次，不像是流感每年都会有小规模暴发。因此，制药公司也会考虑到收益，在针对罕见传染病的药物研发的相关项目方面不甚积极。

　　这次疫情过后，我们要做到“未雨绸缪”。对于所有传染病的特效药研发工作，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在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开展持续、深入和创新性药物研究，在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规划和设计，研发出更好的药物，保证临床防控疫情和治疗疾病需要。

作者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