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重大论断，即“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随即，很多专家系统剖析了“大变局”的变在哪里，有代表性的判断有：过去500年以欧美为绝对中心的世界秩序坍塌了，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东升西降”，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以及全球政治觉醒，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等等。

　　此番疫情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三次改变世界议程的重大事件。前两次分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2017年以来美国贸易战、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对全球的影响，导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风险的集聚期、冲突的临界点，也是机遇的窗口期。回顾历史，重大国际危机促进国际合作或加剧国际竞争都是有先例的。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应对全球经济衰退

　　疫情之前，不少研究成果认为，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将从七国集团（G7）转到新兴七国（Emerging Seven，E7）手中，即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2020年3月，普华永道发布《2050年的世界》研究报告，指出“30年后，全球前七大经济体将有六个是现在的新兴国家，美国会滑至第三，日本会降到第八”。全球前十大经济体排序分别为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墨西哥、日本、德国、英国。这一时期的主流观点均是“一方取代另一方”，但疫情告诉国际社会，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候，难以说谁取代谁，换句话说“谁也取代不了谁”。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有句名言，正是这种民族主义强迫民族和民族之间相互疏远，它们很像森林中的树木，都想傲然独立，但在地下深处，它们的根却盘结交错，在地面上空，它们的枝叶却相互依偎。上述观点可以用来描述民族关系，也可以用来形容国际社会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内涵。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增长遭受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打击，预计2020年全球GDP将萎缩3%，是大萧条以来全球第一次出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时进入衰退的情况。疫情之后，“逆全球化”不会成为主流。“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趋势的逻辑是：各国将安全利益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甚至会为了安全利益而不惜牺牲经济利益。但是疫情深刻揭示，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依然是各国安全的基础，没有复工复产就难以有效防治，没有全球经贸合作就难有共同繁荣。各国会反思重要物资的供应安全问题，但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不会出现显著的断裂，国际分工不会出现严重的倒退，发达经济体同新兴经济体的互动会进入新的周期，需要有效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衰退。

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

　　瓶颈期表现在G7-G20-G2-G0等治理模式均不稳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主要游戏规则是G7来制定，但是2008年这一轮危机不同以往：过去美欧是“习惯于给别人开药方的医生，而现在医生也生病了”。所以，G20模式应运而生，当20国集团领导人在2008年首次会晤时，他们面临一个紧迫任务，即将全球经济从70多年来最糟糕的金融危机中拯救出来。但是很快西方国家公开质疑这一模式，他们认为，一辆车有20个轮子驱动，具有代表性，但车的速度便是由最慢的轮子来制约，极大地影响治理的效率，所以提出了G2概念，即“中美国”（Chimerica），强调中美共治。

　　但是不久，外国学者又提出了“G0”概念，认为全球处于一个更加动荡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全球问题的政策协调早已被抛诸脑后；没有绝对的领袖，在G0世界里，没有哪个单独的国家或国家联盟愿意并有能力提供持续的全球领导力。G20不行、G8不行，美国和欧洲不行，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也不行。各国都在忙于应对国内的各种挑战和危机，难以提出一致的议事日程。

　　全球治理的意义在于国际社会要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的权利来源是国际共识，但是疫情之下，诸多共识被颠覆、被重塑。未来，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形成一个个风险综合体。有些国际危机是自然突发的，如传染病疫情，有些国际危机是人为导致的，如7月7日，美国国会正式收到特朗普政府关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通知，这意味着全球健康治理遭遇人为干扰的重大挑战。今天的全球治理不仅要解决传染病等问题，还有解决不少国家的“心病”问题。

社会思潮分化加剧

　　疫情不仅直接影响政治、经济，也会影响心态、思潮。抗疫时期涌现的社会思潮如放大镜般暴露出疫情之下的现实矛盾，反映出严峻而复杂的国际关系形势。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排外主义、生态主义、新自由主义、虚无主义、反智主义、反精英主义、泛娱乐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群主义等社会思潮分化加剧。

　　最突出的表现是疫情导致反多边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的蔓延。疫情冲击下，西方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敌意”上升，整体社会心态更趋于保守，民粹主义抬头是突出特点，特别是当民众感知国家实力下降，民粹主义情绪便得以迅速提升或动员，而恐惧会导致非理性的政策制定。同时，美欧之间以及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分裂被进一步放大，又加剧了上述恐惧。

　　疫情放大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有专家认为，在防疫抗疫过程中，欧美国家的表现普遍不如东亚国家，其中的缘由之一是文化的作用。东亚文明中有集体主义基因和共克时艰精神，相比之下，欧美文明、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基因无疑制约了国家的抗疫能力以及国际合作。疫情显示，在危机时刻，比制度更深刻的是文明。

　　短期看，反智主义、发精英主义会有一定空间，但长期看，疫情会提升人们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重视。让科学的归科学，让政治的归政治，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反复给人类社会“上课”所不断重复的内容。

中美关系依然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中美关系是大变局往什么方向走的关键变量，有人认为中美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技术领域脱钩不可避免，中美将进入合作性对抗阶段，甚至将进入“新冷战”。

　　疫情之前，美国信奉绝对“第一”与“优先”的政策，对多边主义、中美合作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在2015年出版了《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书中写道“中国有一个百年的秘密战略，即在204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5月20日，美国五角大楼网站公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这份长达16页的报告称，美国过去40多年的对华接触政策，未让中国达到美国预想的目标。为了应对北京的挑战，特朗普政府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采取对华竞争方针。过去，美国对华政策有两手，即“硬遏制”与“软遏制”，现在依然是两手，“硬遏制”与“更强硬的遏制”。

　　研究美国历史，可以发现“作为移民国家，美国缺乏多数国家所拥有的共享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血缘，因此美利坚共同体的形成比其他国家更依赖对‘他者’的想象。长期以来，中国扮演了美国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他者’角色。”在今天，对很多美国领导人来说，其天赋使命在于能够改造“劣等”，背后的逻辑是一旦面对一个明显异己的“他们”，一个本来松散多样的共同体就会成为一个安定的、不顾一切的“我们”。这种心态需要改变，否则便会出现“敌人是自我实现预言”的悲剧。

　　很难说什么时候会进入后疫情时代，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的敌人不是对方，而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如公共卫生危机、恐怖主义、信任缺失等。其实，对中国而言，没有什么“百年马拉松”，中华民族不以塑造敌人或超越对手作为成功的衡量指标，而是以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为责、为荣。

　　作者赵磊 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