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从设计专业毕业的崔长杰踏入了自己熟悉且热爱的行业。对那时的中国设计圈而言，文创尚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2008年，崔长杰怀抱“深爱并传递中国的一切美好”的理念，成立了“福禄寿禧来”设计工作室。

　　在崔长杰看来，比起是否能受到市场欢迎，作品经得起推敲、对得起良心更为重要。“从业这么久了，回看我和团队设计研发的每件作品，我们每个人依然会怦然心动。”

　　工作室里有一间让崔长杰引以为傲的纸品实验室，存放着四千余种世界各地承载人类文明的纸张：民国老凤祥银楼发票、1981年英国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大婚纪念首日封、1949年解放区武汉解放纪念邮票、民国晋城县鸿记蛋厂名片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故纸的字体、色彩、版式、纹理、背后故事都是设计师的灵感源泉。崔长杰说，不只是纸张，古珠、钱币、纹样等等珍藏元素，都能在必要时为设计注入磅礴的魔力，让中华文明、非遗智慧、经典美学再现于当代设计作品之中。

崔长杰在工作室里潜心设计（受访者供图）

　　从无到有的中国文创

　　虽然文创这一概念在中国提出较晚，但中国设计师用鲜活形式诉说文化故事的脚步不曾停歇。“其实说到文创设计，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许多老先生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做了，比如建国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邮票、奥运福娃等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系研究生陈柳絮说，“我敬佩老先生们，他们用设计展示中国风采、塑造国家形象，既体现了民族精神，又反映了时代风貌。”

　　2013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单霁翔提出了“文化产品不仅要有文化，更要有创意”的观点。自那以后，故宫开始展现强大的文创开发价值，也带动了整个中国文化创意设计领域的发展。陈柳絮直言自己也是故宫文创的爱好者，“开始做文创以后，故宫的形象更接地气了，它用年轻一代能接受的方式传递中国传统文化。”崔长杰认为，虽然故宫文创的成功难被复制，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创正在给中国式日常生活的变革注入全新的体验，也必将在未来的全球大众文化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是大势所趋。现代中国设计师只有扎根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极寻求本民族的美学观念，与时代发展衔接，创造出注重历史性、知识性、艺术性，又具有趣味性、实用性、互动性的文创产品，才能实现文化的良性循环。

　　“润物细无声”

　　“设计师不仅要深入挖掘文化资源，还要立足当下，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对接点，这样设计出来的文创产品才会受到大家的喜爱。”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陈柳絮参与了导师工作室有关文创设计的项目，从此与文创结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常见的中国文创产品大都照搬艺术作品的图案进行复刻，浮于表面且毫无创意”。陈柳絮引用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的话告诉记者：“要古为今用，不能把文化都放在博物馆中，要把它活化，和现代人的生活相结合。”

　　以文化为依托，以创意设计为发展手段，将文化要素转化为设计要素，这是文创产品区别于其他产品的明确特征。如果文创从业者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理性而自私”的人，着眼“物的本身”，而忽视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与创意价值，不但与“文创”的初衷背道而驰，也会砸了自己的招牌。当故宫口红引发抢购的时候，我们购买的是承载着故宫文化的民族美学，远非一只口红。

　　崔长杰带领的设计团队长期承接腾讯旗下网络游戏的文创产品开发。在制作《乱世王者》九鼎冠军戒指时，为了做好一个承装戒指的木盒，他和团队在传统榫卯工艺基础上，做了重要突破和创新，用战国秦汉礼器纹饰画白虎，用极细的肌理雕饰木盒，内部还安装USB充电触感光源，实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思路的交融。谈及文创产品的设计理念，崔长杰说，设计不应该过分华丽、喧宾夺主，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中国文化、中国元素传递给年轻人，“让非遗记忆被大众重新认知并接纳，最终将古老的文化瑰宝变成新的潮流，成为年轻人引以为傲的记忆。”

　　新文创新未来

　　当代工业设计已经进入智能制造时代,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产品设计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例如，3D打印技术的出现就为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出路,拓宽了创意变为现实的界限。“科技在不断进步，做文创一定要不断的尝试新技术、新思路、新方式。”陈柳絮说。

　　文创作为中国文化产业进入新历史阶段的产物,正在深刻地改变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轨迹,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注入全新体验。创意设计服务作为文创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文创产业中具备极大投资与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在崔长杰看来，“中国文创已经基本度过了‘填海期’，东方美学正以高调姿态复苏。当消费者不再盲目追捧外国设计，当设计师们向内深耕中国元素，中国的优秀文创设计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井喷式爆发，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