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画报》：在你的眼中，野生动物摄影师是全世界最棒的职业。对于这份职业，你是不是有一种宿命感或使命感？

　　奚志农：今年，是我开启野外生涯的第四十年。一件事情做四十年，听起来好像有些夸张，在当下的中国，也让人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因为喜欢，因为童年时便萌生的那种对自然质朴的热爱、对鸟类的喜欢，最终让我找到了这个方向和目标。

　　四十年前，我随摄制团队来到香格里拉纳帕海自然保护区，第一次见到了野生的黑颈鹤。但拍摄时，我却看到摄制组借用黑颈鹤标本放到草丛中远远地拍，还有一些画面是把鸟抓过来摆拍，我很是不解。我想拍摄真正的黑颈鹤，用镜头去告诉人们最真实的生命状态。

　　当我学会摄影，开始深入到中国的野外之后，才发现，很多物种都不曾留下影像资料，很多事情都还没有人去做。所以到后来，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热爱了，我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天职或者说使命。没有人告诉我，也没有人要求我，这个使命是我自己赋予自己的。

　　在20世纪80年代，我唯一的学习方向就是《动物世界》，能读到的书只有学术性著作，所以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到今天我所掌握的鸟类学分类系统的知识储备，就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我觉得我特别幸运，我在追寻野生动物足迹的时候，也在领略这个星球、领略我们祖国大地上最美丽的风景，我觉得我有责任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切的美好，我认为这是我的天职和使命。

　　《人民画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导演《雪豹和她的朋友们》这部电影？培养牧民摄影师的初衷是什么？

　　奚志农：我自己从来不敢奢望能看到雪豹，因为雪豹是这个星球上摄影师最难以企及的野生动物，是“拍摄的天花板”。国际上著名的野生动物拍摄机构，如英国广播公司（BBC）自然历史部、日本放送协会（NHK）、国家地理等，他们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追踪、拍摄雪豹，但是特别特别难。我在青藏高原也工作了多年，之前都是在可可西里、阿尔金山等一马平川的原野上，不像这里有峡谷、森林、雪山。

　　2015年9月，我第一次来到昂赛大峡谷，那个时候花已经谢了，草地开始泛黄，其实第一天就差点儿看到雪豹，这让我觉得特别惊讶。昂赛有一处山坡，牧民摄影师把它叫做“岩羊坡”，很多时候都有大群的岩羊在那，雪豹经常光顾那个地方。在那里岩羊不怕人，白唇鹿也不怎么怕人，还有大群的白马鸡，旱獭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一处“金雕岩”，是因为经常有金雕起飞或降落。我那次来了以后就想，这么好的地方，我原来都不知道。

　　第二年我再回来的时候，就碰到了达杰和次丁，这两个年轻的牧民让我彻底留下来了，因为他们用卡片机拍到过很多次雪豹，而且有些距离非常近。我在羡慕的同时，也觉得很遗憾，因为他们设备有限，很多时候照片一放大，数码变焦后都模糊成了色块。这太可惜！但既然他们用那么简陋的设备都能拍到，那我之前那么多年都不敢奢望的遇见雪豹和拍摄雪豹，不就有可能了吗？所以当时我问他们，如果给他们更好的相机，他们能不能拍到更好的雪豹照片。

　　从2016年3月，我开始去找相机、找镜头。当时只是想，让他们拍到更好的雪豹，把他们培养成摄影师。但没想到，一拍就拍到了今天，也更没有想到在牧民摄影师成长的过程中，有了电影《雪豹和她的朋友们》这样一个成果。

　　除了我自己，我也派我们的团队过来，帮助他们不断成长和进步。2016年第一次见到次丁和达杰，并在那年开启了“牧民摄影师成长计划”，他们两个人就是第一期重点培养的牧民摄影师。那时候他们几乎不会说汉语，后来加入的曲朋，汉语比他们要好一些。经过这么多年，我们一起工作，鼓励他们参加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把他们和他们的影像带到了上海、广州、北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汉语水平在不断进步，世界也在他们面前更多地被打开了。

　　野性中国带领牧民摄影师团队进行系统地拍摄训练，给他们配备专业级的摄影装备，给予技术指导，就是为了将“用影像保护自然”的火炬，一直传递到离野生动物最近的牧民手中，让他们用相机记录自己身边最熟悉的野生动物。他们如今已经成为优秀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为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作出贡献。“牧民摄影师成长计划”让“影像保护动物、摄影改变人生”的观念在当地深入人心。

　　《人民画报》：和牧民们一起拍摄的过程中，你感觉他们对于生命的态度如何？

　　奚志农：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他们的血脉和骨子里饱含着对自然的充沛的情感。他们对神山圣湖的信仰，对生命的尊重的程度，远超我们普通人的想象。在和他们一起工作时，我很多次被震撼到。有一次他们在从玉树回来的路上，拍摄到狼在集体捕猎牦牛，但这段素材在狼要跳到牛背上的时候戛然而止。后来问达杰才知道，那天在回昂赛的路上，突然出现了这一幕，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停车、架脚架、装机器开拍，但拍到这里后，他骨子里的观念占了上风，便把机器一扔，赶狼救牛。因为在他的认知里，不能让一个生命在他眼前被杀死。

　　在我们拍摄小雪豹成长的过程中，也有一次难忘的经历。有一天下了一场大雪，差不多有十几公分厚，次丁和我一起前往隐蔽帐，平时爬500米的垂直海拔，我最快只要1小时20分钟左右，但是那天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因为雪太厚了，又滑。到了隐蔽帐旁，看到隐蔽帐已经被雪压塌了，然后次丁在前，我在后，一起去抖雪，试图让隐蔽帐立起来。但他去抖的时候手突然停住了，因为有一只昆虫在雪上面，他轻轻地把它捧了起来放到旁边，然后才把雪抖落。

　　这就是我们的牧民摄影师。我做了那么多年的保护工作，都达不到他们的这种境界，这就是他们。

　　《人民画报》：记录中国生物多样性的摄影事业已发展了二十年。作为“用影像保护自然”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你如何看待影像的力量？

　　奚志农：二十年来，由于数码影像技术的进步，更多的人投身到拍摄自然的行列里来。这二十年可以说是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摄影事业蓬勃发展的二十年。

　　在拍摄滇金丝猴的时候，我可以真切感受到在保护大自然中，影像可以发挥的力量。过去，很多人在动物园看过金丝猴。它们大多是蓝色的脸、金色的毛发，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种金丝猴有粉色的面庞、红色的嘴唇、黑白相间的毛发。因为我们拍摄的滇金丝猴的影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这个物种才开始慢慢被人知道，到后来几乎家喻户晓。所以我觉得影像能够改变一个物种的命运，能对一个物种的保护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用影像保护自然的使命由来。

　　还有后来的藏羚保护。20世纪90年代末，藏羚绒织的披肩成为世界时尚界的宠儿，但是消费者并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后来荒原上被偷猎分子杀死的藏羚的尸体的照片出现在国际保护组织的宣传品中，出现在时尚杂志里，这种奢侈品背后的罪恶也就曝光了，它的接受度也就受到了很大冲击。这也是影像推动自然保护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

　　《人民画报》：如何看待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如何理解国家公园建设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奚志农：中国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几乎涵盖了全世界所有的生态类型：热带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温带森林、高山暗针叶林，还有沙漠、戈壁、海洋等生态系统。我们虽然没有极地，但我们有“世界第三极”珠穆朗玛峰。甚至我们的物种也是最丰富的。有了如此丰富的生态系统，各种各样的建筑形式、耕作方式、饮食、服饰、语言等丰富多彩的文化也相应而生。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个绝好的例子。高原的牧民逐水草而居，他们是这片土地重要的一分子，他们血脉里流淌着对这块土地的崇拜、对生命超乎想象的尊重和敬畏。这正是这片土地得以保有如此丰富多彩和大种群数量的野生动物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年来，雪豹的信息颠覆了过去我们对它的所有的认知。雪豹分布的广度、种群的密度，都远远超过过去科学界对这个物种的研判。我们越来越多的牧民摄影师在成长，2021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牧民摄影师也有了另外一个身份—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牧民摄影师在和三江源国家公园一同成长。还有三江源国家公园开展的特许经营自然体验活动，使得很多生活在城市里面的朋友也有幸见到雪豹。

　　人类社会发展不止百年和千年的尺度，国家公园的建设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我们要把自然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人民画报》：大众能够为保护雪豹、中国的野生动物，以及中国的绿水青山做些什么？未来，关于中国生物多样性影像、关于中国野生动物电影你有哪些计划？

　　奚志农：不可能所有人都像我们一样活跃在第一线。但其实拒绝使用野生动物制品，拒绝消费野生动物，就是对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最大的贡献。现在的小朋友都知道“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我也常常讲，今天的中国，我们物质生活已经如此丰富，没有谁，一定要去吃一口野生动物的肉才不会被饿死；更没有谁，一定要去穿一件野生动物毛皮做的衣服才不会被冻死，那你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去消费一个动物呢？

　　其实《雪豹和他的朋友们》能够在大屏幕上呈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拍摄动物世界的梦想，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自然生态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将最贴近自然的体验带给更多人，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或者父母带着孩子在这个暑期走进电影院，支持我们中国人拍的第一部野生动物电影。那如果支持我们的人多了，我们就有机会再去拍第二部、第三部，用影像凝视这蓝色星球的庄严与美丽，记录动物世界最为精彩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