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在新中国美术史上，许多经典作品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描绘峥嵘岁月、讴歌革命精神和革命先烈，绘就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壮丽画卷。

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

何红舟、黄发祥 （2009年）

这幅作品再现了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历史瞬间。画面中，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李达等13位一大代表正在登船。毛泽东处于构图的中心，身着蓝色长衫，肩挎包袱，于船头回首眺望，目光坚毅。压顶的乌云意味着山雨欲来，暗喻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而远处东方的曙光，照射在代表们的身上，昭示着革命的曙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参加会议的13人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

　　画家谈创作 何红舟

　　★“红船精神”是鼓舞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柱。为了让作品尽可能还原真实，我查阅了众多历史资料，创作期间，还到南湖革命纪念馆进行调研。纪念馆里有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寻求救国图强的道路而不断探索、抗争，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段历史史料，让我仿佛置身于这段历史长河中，对我创作《启航——中共一大会议》有了很大的帮助。

　　创作历史画，对历史史实的确认至关重要。在1921年有这么一个历史事件，13位与会者，它是真实的；但是，到底是谁先上船，或者穿什么衣服，由于没有太多历史细节以及真实影像资料保留下来，那么我们就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进行合理的推敲和构思。

　　★我邀请黄发祥老师作为搭档帮助我更好地完成作品，黄老师是我的同事，又是要好的朋友，我当时希望能有一个年长的老师为我提供帮助，从绘画的表现上面，相互之间也有一个更好的交流。黄发祥对党史有深入的研究，在创作的时候，哪些人物到场了，哪些没有到场，我们经常一边画一边考究历史材料，反反复复地讨论。

　　同时我们也在画中对一些党史专家提出的建议作出回应。比如党史专家一再对我强调，要适度把握毛泽东和董必武在这次会议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我们动了一些脑筋，比如，毛泽东和董必武尽管处于画面的中心，但在处理上，毛泽东衣服的颜色稍暗一些，没有将他画在船头位置，而是用了一个回眸的动态，在几位中心人物中依然醒目。

　　★《启航——中共一大会议》前后用去了三年时间，这张画的主题是表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党这艘大船的启航。人物是主要的表现对象，但绝不是简单人物群像的聚合，而是主题性创作。在由小船上大船的这张稿子的人物组合中突出的是总体动势，这种方式更吻合主题思想的表达，也更有可能突破画面平淡的效果。进行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需要艺术家拥有对作品超强的构思能力。我们通过画作构思，对整个事件进行再度的、深入的学习研究，领会事件重大意义，从而更好地表现主题思想和人物精神面貌。

雕塑《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

吴为山（2015年）

作品以概括凝练的写意雕塑语言表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光辉形象：马克思目光深邃，显示出穿越历史的睿智；恩格斯神情刚毅，伫立在马克思身旁。人物的姿态表达出两位伟大的导师坚定的信念和真挚的友谊。

　　卡尔·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著作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教育家，马克思的挚友。他为马克思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支持，并与马克思一起合作拟定了于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其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油画《五四运动》

周令钊（1951年）

这幅作品呈现了1919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画作以天安门为背景，将共产党创立与新中国成立的内在关联隐含其中。城楼一角天空中的滚滚乌云象征着阴暗压抑的社会环境和激荡变幻的时代风云，而另一边则蓝天隐现，象征着希望的曙光。

　　1919年上半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这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

　　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油画《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张峻明 （2018年）

这幅作品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表现手法。画面描绘寒冷的深夜，陈望道站在朴素的书桌前，手中握笔，望着窗外东方欲晓，母亲在一旁为他拨动着油灯的火苗。画家通过对光线的运用，寓意《共产党宣言》为中国革命点亮信仰之火。

　　1919年，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陈望道应《星期评论》杂志之邀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专心致志完成这个任务，1920年2月，陈望道特地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开始心无旁骛地潜心翻译。本来就对社会主义十分憧憬、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敬仰的陈望道以日文版为依据，同时与英文版相互对照，于当年4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出版后，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从此，这本有2.8万多个汉字的册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创造革命信仰的思想起点。

油画《南昌起义》

黎冰鸿 （1959年）

这幅作品再现南昌起义的五位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在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门前做起义前最后动员的历史瞬间。周恩来站立在台阶上发表动员讲话，神情坚定。起义总指挥部门口两边的壁灯，与远处微亮的天空形成冷暖呼应，预示着起义将给中国带来光明。画面前部锃亮的枪炮与起义队伍中高扬的红旗，营造了即将打响战斗的紧张气氛。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油画《井冈山会师》

林岗 （1975年）

这幅画作色彩丰富，冷暖对比强烈。苍翠的大山和漫卷的红旗，烘托着两支队伍胜利会师的喜悦热烈气氛。画面中心是毛泽东与朱德双手紧握，低视角寓意革命者气概巍峨如山、革命之势坚不可摧。

　　1927年10月，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带领起义军首先来到井冈山。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一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从此，他们领导的军队被称为“朱毛红军”。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井冈山时期留下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油画《古田会议》

何孔德 （1972年）

这幅作品再现了“古田会议”场景。画面中，身着红军服装的毛泽东正在讲话，他身后坐着朱德和贺龙等人。围绕讲台席地而坐的，是参加古田会议的红军党代表们，他们或全神贯注地聆听，或做着会议笔记。

1971年秋，画家何孔德到古田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随后他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初步勾勒出画作初稿。返回北京后，何孔德又对方案进行反复推敲，对照相关历史照片，邀请了战士穿上红军的服装做模特，甚至亲自穿上服装，借助镜子来捕捉人物的神情和动态。

　　古田会议是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召开的。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古田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这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性质和根本优势。

油画《遵义会议》

沈尧伊 （2021年）

这幅作品描绘了遵义会议召开前的20位参会者。画面中，毛泽东虽然位于画面左侧，但形象突出，他的旁边是周恩来和张闻天。在周恩来另一边，博古正拿着文件苦苦思索，李德则被安排在会场门的旁边。画面中的人物之间既有呼应，又有动静差异，整个画面既有变化，又和谐统一。从人物位置安排来看，《遵义会议》看似描绘的是会议前夕，实则暗含了会议的结果。画面人物身着灰色红军装，使得灰色成为主基调，给观者以肃穆而深刻的视觉感受。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画家谈创作 沈尧伊

　　★《遵义会议》是我在连环画《地球的红腰带》的基础上创作的单幅油画。关于遵义会议这个重大事件，我就画了28幅连环画。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意义，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独立自主。中国革命能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遵义会议是个很重要的起步。

　　这幅画选择的节点是会议前夕。当时红军已经遭受了巨大挫折，损失重大。大家认为不能再追随博古、王明、李德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会议就在这样凝重的气氛下开始。这不是剑拔弩张的斗争，而是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的交流。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要表现这样一种很内在的东西，基本的气调要把握住。

　　★描绘开会的场景，很多人会觉得枯燥，但它实际上是画一组群像的好节点。遵义会议，没有那种靓丽的环境和穿着，服装都是灰军装，也没有丰富的装饰，就几个玻璃窗，可以透出后面一点环境。既然是朴素的，那就按照实事求是的路子走。

　　我当时的想法是，参加会议的20位代表都要画出来，他们都是对中国革命进程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都要把脸露出来，这是对历史的尊重。这20位参会者的位置也很讲究。正式开会，肯定有人背着，不可能大家都转过来，但如果大家都排排坐，这画也没法看了，等于就是一张会议照片。所以要生动一点，但也不能为了生动而生动，而是客观地表现会场的气氛，气氛是凝重的，但既严肃，又活泼，还是带着一种讨论的性质。

　　★这些革命领导人有一种重要的精神气质，他们很朴素，也很崇高，非凡出自于平凡之中，整个审美风格是这样的走向。比如，毛泽东是很潇洒的，周恩来服装总是很整齐，是一种军人风范，朱德有敦厚之风。这样的风格要在画面里体现出来，很难拿捏，但我尽量贴近他们本人的气质。

　　画的时候，很重视气氛的表现。色彩上，我用了“减色法”，把色彩减弱到一个统一的层次上，加强历史感。我在连环画里也用了这种方式，画面看起来像老照片，但比老照片有力度。这个力度就在它的骨架，也就是线条—短线条、粗线条、黑线条，表现出人物钢铁般的气质。

　　★这幅油画我一共画过三次。第一次是1994年到1997年，用三年时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完成的；第二次是2006年，收藏在中国美术馆；第三次是2020年，应新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邀请又画了一张。对于重大题材，反复变体、调整，总希望画得更好一点，更完美。很多名画都有这个过程，每一幅变体有不同效果，甚至变体画都可以出一本画册，让人们了解创作过程。这说明了画家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艺术严谨的追求。

　　★我去过遵义很多次，找了很多历史资料，为画《遵义会议》，又专门去写生。我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作画时，当年参加遵义会议的代表还有几位健在，大概在1995年，我把草图送给他们看过，他们的意见都还是挺肯定的。当时也请了一些老红军来看。这幅画能有遵义会议的与会者审看，是很荣幸的事情，也是很幸运的事情。

油画《飞夺泸定桥》

刘国枢 （1959年）

这幅作品再现了红军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情景。作者将铁索桥置于画面的上半部分，两边是湍急河水和悬崖峭壁，通过仰视的角度，展现地势的险恶和抢占桥头的红军勇士的神采。整幅作品像一幅有人物的历史风景画，用笔用色概略奔放，浑浊的河水突出了“急”字，陡峭的山体突出了“险”字，火焰硝烟突出了“难”字。横穿画面的铁索桥简明突出，桥上英勇向前的勇士夺人眼目，他们一手紧拉铁索，一手挥枪射击的英姿，形成了冲锋的阵势，给观众以力扫千钧的力量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示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于1935年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此后，红军继续北上，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南岸。大部队乘敌军没有来得及破坏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前，以两天时间赶完340里行程，直取泸定桥。22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敌军密集火力攀缘桥上铁索，冲过泸定桥，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1935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英雄的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长征的胜利，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国画《延安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蔚然成风》

王珂 （2018年）

这幅作品是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创作。画家着重呈现全党在艰苦环境中不断加强理论学习的场面。画面中，普通党员群众为主体，翻译整理马克思著作的博古、张闻天正为他们宣讲马克思主义思想。陕北的窑洞与远处的宝塔山为背景，点明特定环境，表现当时的延安就是学习的象征、进步的象征，突出创作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

　　延安时期指中共中央在陕北期间，具体指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落户“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的曙光的近13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解放战争的总后方、万众瞩目的革命圣地—西北革命根据地。

　　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思想理论，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也是中国革命萌芽、发展、壮大直至取得胜利的理论之源。延安时期，全党开展了系统深入的学习运动，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和传播不仅仅是一次学习运动，更是党带领人民群众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体现。

　　画家谈创作    

　　王珂

　　★2018年，我创作了《延安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蔚然成风》，并入选“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当时的延安在全国就是学习的象征、进步的象征，这也是我的创作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我选择以普通党员群众形象为主体，通过“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来表现当时学习运动的真实场景。   

　　从2000年开始，我多次到陕西延安、榆林地区的农村采风。在那里，我创作了一系列陕北农民题材的作品。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给了我艺术滋养与情感触动。

　　★中国画是“慢养”出来的。我从小接受中国人物画素描教学的严格训练，经过多年速写、素描写生实践。我力求笔下的人物平凡、自然，传达出朴素的、真实的情感。创作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内心世界丰富的人，要准确地表现出人物的气质，必须要有深入的思考，必须要把人物放到特定的生存环境中去观察。

　　★近些年，我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创作任务。这既是驾驭鸿篇巨制的艺术探索，也是精神层面的开拓升华、是自己艺术生命中的机遇。我先后创作了《香港与辛亥革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瓦窑堡会议》等画作，每打磨一件作品就是一种成长。

　　百年大党世界观

　　尼姆·威尔斯（婚前名为海伦·福斯特）（1907年9月21日—1997年1月11日），出生于美国犹他州塞达城。1938年8月来到中国，第二年冬天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婚。在中国，他们先后结识了宋庆龄和鲁迅，投身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解放事业中。1937年尼姆·威尔斯访问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撰写《续西行漫记》一书。

　　我就近环顾会场四周的红色战士：他们年轻，人人都有高度的自豪和自尊感，我不由得暗暗惊叹。他们褪了色的制服，尽管补了又补，却很整洁，而他们那副充满自信的神情，是用笔墨难以形容的。

　　他们的幸福仿佛是无穷的，好像有一种秘密来源似的。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这一点是无需怀疑的。你会感到他们对于“同死”和“同生”一样欣然……阅兵式时，也有几尊大炮，自动步枪和机关枪—一律擦得很亮，还插着彩色的纸旗和装饰品。其中一个士兵由于特别勇敢，身上披了红色绸带。我注意到一个管大炮的士兵向邻近的另一尊大炮焦急地看了一眼，然后吐了一些吐沫在炮身上，用袖子使劲地擦（也许有些微不干净的地方）。在红军中，受委派管炮，是一种最高的荣誉，而炮兵也显然认为自己掌握着世界。我很快发现，红军士兵确实热爱自己的枪—他们有一种说法:“枪就是我的情人。”红军的枪炮，都是经过激烈战斗从敌方缴获来的。一尊大炮的代价是几十条性命，为了一两枝枪，少不得要付出一条性命。但是，这些枪炮同时又为红军保全了多少生命啊！因此，红军把枪炮不仅看成是武器，还看作是同志，是全军不可分割的血肉。它们确实是血肉，我想起中国古代用血祭来铸剑的故事：铸剑工人把一个青年活活掷进熔炉，使铸成的武器具有灵魂。

　　二十名红军士兵（一个班）住在总部的营房里。因此，在那儿的两天，我们有机会对红军的生活作仔细的观察。这个营房原是一个中等家庭的院落，为了给红军腾地方，户主便挤在两间很小的房间里。他家有四女，四男，几个孩子，对红军很热情。红军也喜欢和孩子们玩，因为他们很想念自己家的小兄弟和小姐妹。我问起其中两个家庭妇女怕不怕威武的红军时，他们回答:“不怕，红军是我们见过的最守规矩的军队。所有那些传说都是捏造的。他们对谁都很和气，不只是对穷人。”

　　红军每天上午做早操，操练，听讲演。下午学习，单调沉闷的念书声，听来像蜂房里营营的工蜂。休息时间唱歌或演奏口琴。他们的住处收拾得非常整洁，贴满了拉丁化字母写的标语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的画像。通往列宁俱乐部的门上围起了绿树枝，士兵们还把彩色纸条从天花板上挂下来。他们对这些装饰感到很得意。他们到处为“家”。甚至在前线，他们也凑上几块钱，买点彩纸来美化营房，使每天都有节日的气氛。

　　（摘自《续西行漫记》 尼姆·威尔斯著 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

中国画《太行铁壁》

王迎春、杨力舟 （1984年）

这幅作品描绘了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和民众、战士肩并肩，表现了军民团结、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抗日英雄与巍峨的太行山共同幻化为挺拔、刚强、坚不可摧的屏障，营造出一种不是浮雕胜似浮雕的效果。

　  1938年4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将原在山西山区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别向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各部也利用山区和河湖港汊等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新的局面。敌后战场的开辟，牵制了大量日军，是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战争。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终于在敌后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其中的关键是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还创造了建立武装工作队等斗争形式，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广大军民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画家谈创作 王迎春 杨力舟

　　★王迎春：1984年夏天，为了画《小二黑结婚》的连环画，我和杨力舟去太行山赵树理工作过的地方收集素材，听到了许多军民团结抗战的动人故事，就萌生创作太行山区抗日题材作品的想法。一次，我们俩到黄崖洞写生。下午五点多，夕阳照在太行山峭壁上形成侧影，峭壁的壮观景象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太行山区为国捐躯的抗日军民，那个场景简直就像他们巍然屹立于此。我当时就问杨力舟，你看像不像纪念碑群雕？他说，像！于是我们希望画成纪念碑，而且是群雕纪念碑。

　　杨力舟：我们产生这样的联想也并不仅仅是因为形似。因为我们都学习过雕塑，所以立刻就能联想起纪念碑雕塑。我们当时收集到了非常多的史料和故事，但是觉得任何单一角度都无法充分表现太行军民伟大的抗战精神。纪念碑本身恰恰没有具体的情节，而是代表军民团结、坚如磐石、共同抗日的精神，因此我们决定用纪念碑的方式来表达，把峭壁化为人。

　　★王迎春：技法方面，用传统山水画的技法画雕塑，是一个突破。我们运用北宋山水画的大小斧劈皴法，以侧锋方硬之笔勾线。山水画的皴法可以涂出山石的纹理和阴阳向背；造型方面，吸收了西方立体派的理念。

　　杨力舟：从太行山采风回来，我们就着手开始画。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当时的效率惊人，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创作了百余幅连环画，以及包括《太行铁壁》在内的两幅画作。各自画时，我们互不干涉，可以提点建议，但是合作的时候就必须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会有争论，不过目的都是为了最好的效果。

　　★王迎春：创作主题是太行山革命根据地，首先要表现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重要领导人形象。我们把彭德怀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抗战时期，彭德怀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一直带领八路军前方总部奋战在太行山根据地，也同当地老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杨力舟：在革命老区许多八路军的干部子女无法得到家人照顾，因此都由当地的老乡抚养，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奶娘”。我们认为必须增加一个母亲的形象，图上的那位老奶奶就是这样一位“奶娘”。我们也体现了红缨枪，一种当时非常常见的武器。在八路军根据地，武器装备差，战士或许能用上枪，但民兵基本上没有枪。大部分的少年儿童团、妇救会、民兵都用红缨枪当武器。

油画《狼牙山五壮士》

詹建俊 （1959年）

作品描绘了狼牙山五壮士毅然砸枪跳崖的英勇场面。作者抓住五壮士跳崖前的瞬间，刻画出五位战士的凛然浩气。他们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巍然屹立，与峻峭、雄伟的狼牙山峰融为一体，犹如矗立于天地间的一座英雄纪念碑。

油画《地道战》

罗工柳 （1951年）

作品以冀中军民利用地道战保家卫国为题材，是具有时代特点和个人创作特征的油画艺术经典之作，在中国现代油画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作品情节生动，形象鲜明，两个女游击队员在地道口倏然跃出，普通的牲口棚成为战斗地。反映出人民群众的聪明机智以及平原游击队生龙活虎的气概。作品的构图富于戏剧性，人物得到恰当的安排，他们的战斗是静悄悄地，但又是异常活跃地；节奏稍带紧张，然而充满信心。

油画《光明在前—中共七大召开》

李前 （2021年）

这幅油画作品描绘了中共七大胜利召开的场面。毛泽东位于画面的视觉中心，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紧随其后。会场中欢呼的人群围绕几位领导人，表现出对会议决议的支持和肯定，也表现出毛泽东思想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党员。这次大会负有总结以往革命经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和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任务。

　　大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党的七大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油画《延安火炬》

蔡亮 （1959年）

这幅作品表现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延安军民奔走相告、聚集庆祝，整个延安成为欢乐的海洋。作品以“光”进行创作—火把照亮了欢腾的人群，也照亮了人心。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

中国画《转战陕北》

石鲁 （1959年）

这幅画作展现了毛泽东告别延安，开始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画作化繁为简，借用了中国画“三远”法 中 的“高 远”和“平远”，突出了伟人的形象。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改行重点进攻。人民军队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在陕北，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5万人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中央机关主动于3月18日撤离，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不久，中央机关分为三部分，其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

　　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根据中央指示，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于撤离延安后45天内，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而后在沙家店战役全歼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和两个旅。到8月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也被粉碎。

　　在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期间，其他解放区的军民，对收缩兵力、转入守势的国民党军队实施战略性的反攻。从1946年7月起至1947年6月止，人民军队在一年的内线作战中歼敌112万人；自己的总兵力发展到190多万人。人民军队在战略防御阶段结束后，以新的态势跨入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

油画《辽沈战役·攻克锦州》

宋惠民、陈建军、张鸿伟、李武、王希奇、曹庆棠、付巍巍 （2009年）

这幅作品展现了辽沈战役中最为关键的历史性场面—攻克锦州城。画面将宏大激烈的战争场面聚焦到攻克锦州城池这一历史事件，在总体色调统一的基础上，通过色彩的微妙变化体现出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画面集中刻画一组攻城战士的形象，通过突出人物情绪和动态，展现了东北野战军战士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油画《决胜淮海》

晏阳、晏早 （2007年）

这幅全景画展现了淮海战役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大决战。一场雪覆盖了历经鏖战的焦土，而战火烘烤过的天空依然浑浊而沉郁。远眺天际，硝烟弥漫里战事正酣。支前队伍踏雪前行，马车、牛车、人力小车载满弹药、粮食、被服等支前物资；男女老少，身背肩扛，浩浩荡荡的队伍开赴前方；稍远，高坡处，大批解放军的炮车急速奔赴战场，一队队急行军的战士队伍快速运作，穿插其中……画面的高视平线构图和大面积的雪地背景，使物像的外形剪影沉着而凝重，成为最先被观众感知的视觉内容，是结构画面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战场的描绘，画面形式构建大开大合，人物队伍运动的线条在重复中一次次加强，进而形成明确的趋向，视觉节奏统一又富有变化。整幅作品呈现出类似交响乐章般的形式构建，体现出历史的秩序和张力，雄浑与壮阔。

油画《平津战役》

刘基、许林、周福林 （2021年）

这幅油画描绘了平津战役初获胜利的场景。画面中，天津城内的战火和硝烟尚未消散，解放军战士们正在四处盘点物资。画面视觉中心是一新一老两位战士。老战士虽然负伤，但神情放松，掩饰不住喜悦的神情，表现解放军对夺取胜利胸有成竹。背景的天空由黑烟滚滚过渡到蓝天白云，比喻胜利和光明即将到来。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建立起了较强的炮兵和工兵部队，提高了攻坚能力，取得了打阵地战的经验。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被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5个战场上，已经没有完整战线。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连续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战争规模还是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十分罕见。这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推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各解放区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供应前方庞大部队的军需物资，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据统计，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

　　画家谈创作    

　　刘基

　　★开始创作《平津战役》之前，为了抓细节、找感受，我看了大量的纪录片、故事片，以及各种影像资料，也包括一些成功的绘画作品。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决定画解放天津战斗刚刚结束的那一时刻。

　　解放天津这场战斗，整个过程不到30个小时，刚刚打完仗的战士们还处于比较激烈的情绪当中。因此，画面中的人物虽然动作已经放松，但情绪依旧十分饱满。这幅画的构图核心是一老一少两位解放军战士。老兵在前方，虽然右手负伤，却以一种胸有成竹的姿态伫立在战场上。他的身后，一位年轻的战士还没有从激烈的战事中走出来，神情仍有些紧张和激动。对这一老一少的表现，将已经结束的激烈战斗和即将迎来的胜利喜悦共同体现在画面中。画面背景中，战争留下的废墟和尚未熄灭的战火硝烟给观众以环境代入感。同时，画面中的坦克、枪支弹药等，都体现我们的人民军队当时已经取得优势，变得足够强，所以士气高昂、胜利在望。

　　★我也是一名军人，所以能够格外感受到革命过程极其不易。每一次战役，都是战士们咬着牙、一步一步打下来的，因此表现出军人无畏的气质很重要。其实，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战士们身上都拥有一股坚强的战斗精神，同时他们的心态也很单纯、很干净，浑身充满一心要打胜仗的劲头。我要做的，就是要画出这样的军人风貌，让观众能够切实感受到战士的气势和气魄，同时又可爱可敬。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风貌特征。如何描绘时代，考验了创作者如何将历史事实与艺术想象相结合，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学习、研究，创作出更多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

油画《百万雄师下江南》

董希文 （1960年）

这幅画作描绘了解放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顶着惊涛骇浪，在宽阔的长江江面上，高擎红旗，势如破竹向着胜利进军的画面。整个画面气氛浓烈饱满，作者运用大面积的橘红、橘黄等暖色系颜色，给予观者强烈的视觉感受，对烘托渡江战役现场的气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画面主体形象为最前方的一艘在风浪之中扬帆前行的战船，周遭百舸千帆营造出激情澎湃的战士姿态，表现他们战则必胜的决心和勇气。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由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在长江岸边，木帆船、渔船是百姓赖以为生的生产资料、命根子。但他们纷纷支援渡江战役。到渡江战役发起前，解放军已筹集各种船只2万余条。此外，船工还创造性地用木材扎成4米多宽、10米多长的木排，装上汽车引擎垒起棉花胎，架上轻重武器，制成“水上土炮艇”。

　　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