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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六省: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2020-08-13      

撰文/李绍先 庞伟
  2019年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强调,中部地区崛起势头正劲,中部地区发展大有可为,指出中部地区要扩大高水平开放,把握机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近年来,山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中部六省在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中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进一步巩固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企业走出去足迹遍布亚欧非国家和地区,既开拓了对外合作新渠道,又增进了双边、多边友好关系,更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构建新格局

  七年来,中部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以“全球推介会”为主轴,统揽对外开放发展大局。2017年至2019年,中部六省相继完成全球推介活动,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企业到中部投资,推动中部地区进入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推介会以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为目标,共同促进世界对中部六省加深了解,在经济、能源、贸易、科技、旅游、文化等领域开展更多交流合作。同时,六省各有抓手:安徽以着力打造创新型省份为主线,江西将宣传红色摇篮作为开放的基调,河南构建联接世界的三条“丝绸之路”,湖北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为背景,山西以转型发展为依托,湖南提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的新思路。

  以国家多部委联合颁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蓝本,中部六省出台各类政策,制定符合各自省份的地方性政策。2015年5月,中部六省共同举办了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从积极加强政府间合作、率先推进大型骨干企业合作、重点实施重大项目合作三方面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随后陆续出台各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配套实施方案,构建了“中央-部委-地方”自上而下的政策链接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陆续出台一些专项政策,不仅对整体规划方案进行细化与补充,而且成为一段时期内各省“一带一路”建设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和指针。

  在通道建设领域,中部六省全面展现了加密“陆上丝绸之路”、提升“空中丝绸之路”、拓展“网上丝绸之路”、对接“海上丝绸之路”的特点,形成了四路协同并进的开放格局,走出了一条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中部地区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一直以来被视为地缘“洼地”,在“一带一路”建设引领下,战略“衢地”的优势凸显:高速公路、铁路建设迅猛发展;各省开行的中欧班列不断提质增效,尤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我国援外抗疫以及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河南省“空中丝绸之路”构建起从“连天接地”到“辐射全球”的开放路径;各省多点布局,在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建设领域下功夫,打通机场、铁路、公路及沿海、沿边口岸等物流信息节点,压缩通关时间,“网上丝绸之路”越来越便捷;六省加强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增加铁路集装箱铁海联运运量,做强内贸货物沿海运输,抢抓“陆海国际东向贸易通道”机遇,打通陆上枢纽与港口运输通道,中部地区面向周边省份及国家和地区的出海口更为便捷畅通。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部六省大力加强国际友城建设,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科技、教育、文化、医疗、旅游等各领域开展合作,加强交流,互学互鉴,促进民心相通。人文领域,中部六省推动文化“走出去”,在讲好本地故事的同时,积极参与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打造的形式多样的海内外文化交流活动。医疗卫生领域,中部各省与国外相关国家州省签订医疗合作协议,成立相关传统医学中医院,还多次承办国内外医学研讨会,并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医疗技术和人员培训等。尤其在抗击疫情期间,中部六省支援多国抗疫,促进民心相通,为“健康丝绸之路”厚植民意基础。

 

  提升新优势

  与我国其他区域相比,中部六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势正在逐步显现。

  融南贯北、支撑四方的地缘优势。中部六省位于我国内陆腹地,横跨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最重要的河流,具有承东启西、连南通北的地理特点,是国家重要的交通和连接点。与“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相关的经济走廊相连,向北可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向南可联通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横穿中部,对外开放区位优势明显,同时,中部地区还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制造业聚集区,在中国整体区域发展格局中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区域协调、引领带动的明确定位。中部地区产业门类齐全、生产要素密集、人力和科教资源丰富、生态特色鲜明,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2016年印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年)》明确了中部地区“一中心、四区”的战略定位:即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自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增速从长期在四大区域板块中“跟跑”变成“领跑”,有力支撑了全国经济发展,带动了东中西部区域良性互动。统计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8年,中部地区进出口总额由2196亿美元增长到3140亿美元,占全国外贸比重从5.3%上升到6.8%。

  经贸拓展、提升能级的开放行动。中部六省在对外开放建设中逐渐完善金融支撑体系、增加省级财政对外贸易资金支持,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创新金融支撑功能、借鉴优化营商环境。同时,中部各省深化双向投资,促进优势产能合作出海,在装备制造、能源开发、现代农业、基础设施、钢铁等领域下功夫。境外产业园区建设亦得到加强,在园区项目产业链拓宽、产能扩大等方面精雕细琢,提升了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的平台质量,促进与相关国家形成贸易与投资良性互动的局面。中部六省围绕优势产业,打造各自品牌,鼓励企业进行商标国际注册和产品认证,重点扶植有国际影响力的外贸龙头企业,将行业、技术、质量等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和外贸优势。

  紧抓机遇、创新作为的深远影响。中部六省不仅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还根据自身开放发展需要,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齐头并进,从更大范围推动各类资源要素畅通畅流、合理配置。不断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推动智能化步入新境界。2018年10月,安徽率先发布《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19年9月山西实施“数字经济2.0”版,出台《山西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2020年6月河南推出《2020年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工作方案》,确定9项重点工作;2020年1月,江西挂牌云上(江西)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欲打造中部地区核心竞争力,推动跨越式发展;湖南推动出台支持移动互联网发展政策3.0版,支持长沙市创建中国软件名城;2020年7月,湖北颁布《湖北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20-2022年)》,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应对新挑战

  中部六省虽然有诸多优势,但现阶段仍有一些因素制约中部地区快速推进对外开放建设。

  区域竞争更加激烈。近几年,在创建“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背景下,东西部地区在资金、市场、人才等方面的争夺更趋激烈。东部地区各省市努力推动本区域发达地区产业向次发达地区转移,西部地区也逐步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力度。后疫情时代,随着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重组的局面,各区域间争夺产业转移的竞争仍会加剧。

  各省之间形成合力的内在驱动力不足,尚未形成中部六省“一带一路”建设全链条。自2015年5月中部地区共同主办六省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后,相应的政策沟通并未得到有效强化,相关合作平台建设仍停留在有限领域,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合作进展缓慢。

  对外交流合作机制不完善。与东部地区和沿边靠海省份相比,中部六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合作暴露出范围不宽广、层级不够高、合作机制灵活性不强等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合作进展。

  变幻莫测的国际政经形势严重影响出口外贸与吸引外资。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中部六省外贸进出口企业也遭受着巨大压力,吸引外资的开放举措面临强大冲击。

 

  拓展新思路

  未来,中部六省需冲破中部地区发展临界区,加强相互联动,形成整体合力,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统筹谋划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区域发展格局。中部地区对外开放议题,涉及国际体系和格局变化、国际力量对比,与全球大环境与我国周边小环境发展态势密不可分。中部六省需重点关注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以及已经或准备与之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形势变化,并以建设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为总目标,构建开放要素流通体系、产业体系,瞄准国内外两种资源、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坚持引进来走出去。

  推动更高层次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在区域渐进开放过程中,中部省份需着眼国家对外开放整体布局和中国东西南北陆海空发展态势,以中部带动其他地区发展,联通内外,塑造“一带一路”大动脉建设战略重叠区,发挥“多项插头”功效,以电子商务为抓手,推动开放由现实领域拓展到网络空间、虚拟空间,形成三维立体开放局面,全面提升营商环境,降低对外开放隐性成本,促进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对外开放平台。

  以开放牵引产业向高质量现代化方向迈进。中部地区需联合推动特色系列产品走出去,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并在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等重点领域实现技术对接和回笼,提升中部六省价值链层次。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革命、生态修复治理等绿色发展领域推动国际项目合作,率先建立优势领域的评价标准,构建与周边省区市的产业链、供应链,注重关键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支撑。

  加强各省公共外交建设,完善对外交流合作机制。一方面,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遭遇的环境风险等方面获得柔性助力和软实力,同时,还能发挥政府和市场难以取代的积极作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牵线搭桥,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深化与重点国家地区在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的合作。以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对外合作平台和渠道为引领,聚焦重点国家,联盟抱团、深耕发展,推动重大合作项目落地实施,全面提升对外交流合作水平,促进地方交流合作机制健全完善。

  (李绍先:山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山西大学对外开放研究院院长;庞伟:山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山西大学对外开放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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