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互通成果显著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提到，建立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当务之急是协商解决影响互联互通的制度、政策、标准问题，降低人员、商品、资金跨境流动的成本和时间。

　　经过多方努力，近年来在相关方面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

　　制度政策有效对接。截至2021年1月，中国累计已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被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有关决议或文件纳入。中国与沿线国家间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签署或升级，改善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作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联通的主要内容，“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规划及已完成的“一带一路”交通设施项目，使沿线国家和地区货运时间平均减少1.7%-3.2%，使全球平均航运时间下降1.2%-2.5%，降低全球贸易成本1.1%-2.2%。

　　经贸合作日益深化。据统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13年的1.0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34万亿美元。自2017年5月中国发起《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以来，已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一带一路”贸易增长让世界贸易也因此受益，增长在1.7%至6.2%之间。

　　融资体系不断完善。目前，中国推动形成的《“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已有29个核准方；中国—中东欧银联体推动“16+1合作”框架下的多边金融合作；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基金等成为“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重要平台。

　　人文交往日渐紧密。截至2018年4月底，我国与61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了1023对友好城市，与30多个沿线国家实现了公民免签或落地签。中国和“一带一路”参与国双向旅游人次也大幅提升。教育合作不断推进，中国已与24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互联互通伙伴关系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投融资模式有待完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据亚开行预测，到2030年，亚洲地区每年大概需要基础设施投资1.7万亿美元，目前每年大体能满足8000多亿美元。需要建立和完善健康、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及监管体系。

　　不确定性因素考验项目经营风险管控能力。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仍然是未来很长时间“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环节。但由于投资大、回报期长以及沿线国家存在政局不稳、社会动荡、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存在较高的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经营管理、生态环保规划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以及应对其他突发事件能力不足，也对“一带一路”项目在海外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一定影响。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一些境外项目在劳动力成本、供应链、产业链等方面也产生一定压力。

　　世界局势变化带来新的挑战。2016年以来，全球近70个国家和地区中五分之一新出台的政策引入了投资限制，欧美投资审查制度更为趋紧。随着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造成冲击，也对互联互通理念形成阻碍。

　　开启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新篇章

　　加强国际合作，增加国际共识。“一带一路”建设未来仍要坚持与国际组织的发展规划相互对接，包括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东盟、非盟、欧亚经济联盟、欧盟、拉共体区域发展规划等。其中，联合国相关工作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南南合作和促进绿色发展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对接空间和巨大的合作潜力。由于世界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有很多基础设施、贸易、电力和联通性相关的项目，中国应与世界银行深化合作，更好地引导国际资本注入“一带一路”项目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以在政策建议、金融支持、培训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益的帮助。中国应联合IMF，加强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和资金融通建设，构建创新高效的“一带一路”金融保障服务体系。

　　多措并举，提高风险管控能力。提高项目投资经营风险管控能力要从政府、企业以及公民个人层面入手，树立风险意识、危机意识，提高风险应对能力。政府部门应督促、指导各行业、企业建立专项及综合风险防范目标、应对方案。借鉴国际一流企业风险防控经验，完善生产经营过程风险管理体系。我国政府应与合作国家加强风险防控法规、争端仲裁和司法机制的有机衔接，减少各类风险造成的冲击和危害。

　　完善融资体系，提升投融资可持续性。未来，解决资金缺口、保证安全和可持续，仍然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持续稳定发展最突出的任务，为此需致力于构建起完善的融资平台和金融体系。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扩大投融资主体，创新合作平台。以投资项目经济性为根本立足点，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金融业务，并为项目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保证建设资金来源可持续性。同时，中国倡导并积极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和丝路基金等应与现有的多国商业银行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开展多边金融合作，形成多元化的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分工合作、相互补充的多元融资主体框架。

　　发展多元化金融产品，创新投融资模式。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合作，开发更多的金融产品，探索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投融资方式，进一步扩大股权、债券融资市场的连通性，推动形成更加多元、合理的金融体系。鼓励中外企业合理运用透明度高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同时注意平衡融资风险，加强对相关国家、相关项目经济可行性研究及对当地债务负担与项目偿债能力科学评估，以建设性方式提高其债务可持续性。

　　完善监管制度，建立长效机制。“一带一路”国际融资具有创新性，同时也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相关政府、机构、企业需要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加强多边合作，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联合预警系统。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体系建设，通过跨国多边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备忘录，成立相应管理机构，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

　　官民并举，讲好丝路故事。加强政府层面的沟通协调机制。以政府层面为主要渠道，拓宽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积极利用好现有资源平台，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战略机制的对接联通，展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与包容。建立并维护好长期稳定的人文交流合作平台，注重与沿线国家共同举办“教育交流年”“文化交流年”“旅游交流年”等活动。

　　注重民间力量，发挥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应鼓励民间力量在人文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充当民间友谊使者，将“一带一路”建设成“民心之路”。首先，要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政府应当加强NGO“走出去”的立法工作，为NGO活动提供政策保障。同时，设立资助管理机构，专门负责NGO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及其国际化事务。加强对NGO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力度，由专职管理机构提供一定比例的资金予以资助。其次，优化NGO活动理念，获得国际认同与支持。中国NGO活动方式和项目开展应尽量去官方化，对对象国人文交流工作要深入细致、长期开展。最后，建立全方位协调沟通体系。要坚持科学有序、有组织管理的规划部署，加强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由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NGO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设立项目办公室或办事处，形成全方位立体沟通网络体系，形成“问题—反馈—优化”机制，提高沟通办事效率。

　　加强文化传播能力建设。“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倡议，要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需要加强国际文化传播能力建设，打造面向全球的文化传播机构，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既要大力发展国际文化传媒教育，增加相关人才储备，也要紧跟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趋势，立足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特点，促进国际化媒体产业发展和完善，加强对外人文交流的能力建设。同时还要积极借鉴非英语国家媒体文化产业走向世界的理念和经验，致力于打造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世界主流媒体。

　　陈志华：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胡必亮：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