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近环顾会场四周的红色战士：他们年轻，人人都有高度的自豪和自尊感，我不由得暗暗惊叹。他们褪了色的制服，尽管补了又补，却很整洁，而他们那副充满自信的神情，是用笔墨难以形容的。

　　他们的幸福仿佛是无穷的，好像有一种秘密来源似的。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这一点是无需怀疑的。你会感到他们对于“同死”和“同生”一样欣然……阅兵式时，也有几尊大炮，自动步枪和机关枪—一律擦得很亮，还插着彩色的纸旗和装饰品。其中一个士兵由于特别勇敢，身上披了红色绸带。我注意到一个管大炮的士兵向邻近的另一尊大炮焦急地看了一眼，然后吐了一些吐沫在炮身上，用袖子使劲地擦(也许有些微不干净的地方)。在红军中，受委派管炮，是一种最高的荣誉，而炮兵也显然认为自己掌握着世界。我很快发现，红军士兵确实热爱自己的枪—他们有一种说法：“枪就是我的情人。”红军的枪炮，都是经过激烈战斗从敌方缴获来的。一尊大炮的代价是几十条性命，为了一两枝枪，少不得要付出一条性命。但是，这些枪炮同时又为红军保全了多少生命啊！因此，红军把枪炮不仅看成是武器，还看作是同志，是全军不可分割的血肉。它们确实是血肉，我想起中国古代用血祭来铸剑的故事：铸剑工人把一个青年活活掷进熔炉，使铸成的武器具有灵魂。

　　二十名红军士兵（一个班）住在总部的营房里。因此，在那儿的两天，我们有机会对红军的生活作仔细的观察。这个营房原是一个中等家庭的院落，为了给红军腾地方，户主便挤在两间很小的房间里。他家有四女，四男，几个孩子，对红军很热情。红军也喜欢和孩子们玩，因为他们很想念自己家的小兄弟和小姐妹。我问起其中两个家庭妇女怕不怕威武的红军时，他们回答：“不怕，红军是我们见过的最守规矩的军队。所有那些传说都是捏造的。他们对谁都很和气，不只是对穷人。”

　　红军每天上午做早操，操练，听讲演。下午学习，单调沉闷的念书声，听来像蜂房里营营的工蜂。休息时间唱歌或演奏口琴。他们的住处收拾得非常整洁，贴满了拉丁化字母写的标语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的画像。通往列宁俱乐部的门上围起了绿树枝，士兵们还把彩色纸条从天花板上挂下来。他们对这些装饰感到很得意。他们到处为“家”。甚至在前线，他们也凑上几块钱，买点彩纸来美化营房，使每天都有节日的气氛。

　　（摘自《续西行漫记》尼姆·威尔斯著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

　　对一个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将近60年的人，人们或许会问:中国何以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呢？我的回答:这是萌发于人民，并在长征、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发扬的精神，创造了当代罕见的奇迹。这种精神产生在老解放区，扎根于全国，正是今日中国希望之所在。

　　在旧中国，战争、洪水、饥饿、瘟疫，灾害不断，农村和城市受剥削、遭破坏，人们走投无路，发出了困惑而愤怒的呼号：“没有办法！”后来，出现了一些人改变了声调。共产党人坚定地站在一切斗争的前线，全力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没有办法”改变为有办法，他们的信心来源于新的认识，由此领导群众，所向披靡，小团体发展壮大，成为声势浩大的洪流，淹没了陈旧，清除了腐朽，开辟了新的渠道。这种精神点燃了南昌起义和广州公社的火焰，使瑞金周围的军队顶住了蒋介石的聘有德国顾问的现代化军队。毛泽东依靠这种精神，领导了从遵义到延安的一段长征。这种精神鼓舞了彭德怀指挥军队在山西和河北英勇奋战，日本军队不得不在华北保持兵力，不敢倾全力长驱南下。这种精神激励着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在华中地区挺进大别山，使南京和上海的解放势不可挡。这种精神促使大批农民队伍用大车和独轮手推车提供后勤，支援解放军南下，跨过长江，直至胜利。

　　1949年全国解放带来了人精神的解放。此后，中国人民开始了空前的建设事业。每当出现了新的矛盾需要解决时，他们总是说:“有办法!”这个信念包含着对自身和自己的无尽潜力的极大重视。王进喜和他的伙伴们以传统的斗争和牺牲精神，在黑龙江雪封的草原上开发了大庆油田，为欣欣向荣的石油工业打开了道路。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人们建成了遍布全国的灌溉网，大量增产人民所需要的粮食，这种精神促使医生、教师和科学家为工作献身；这种精神使年轻人自问：“我能为祖国作多大的贡献，使大家生活得更好些？”

　　（摘自《艾黎自传》 路易·艾黎著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在天津的一家大百货公司里，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顾客—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和农民。在过去，像他们这样穿着的人，店员非但不予理踩，而且还会把他们推出大门。从前外国租界的行政大楼—一座用来吓唬中国人的庞然大物，现在已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以前法租界那座漂亮的玫瑰大理石市政局大楼将改成图书馆。我所熟悉的半殖民地时代天津的老式洋房(一群19世纪后期修建的具有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等不同风格的建筑物)依然存在，但已派做新的用场。过去，大着胆子进入这些住宅区的中国人，心里总会产生一种私入禁区的恐惧感。现在这些街道的气氛跟我1944年在延安看到的一样，不是让人想起屈辱的过去和畏惧眼前的困难，而是洋溢着对今天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在北京，我发现帝王们修建的雄伟壮丽的故宫和太庙，不是像过去那样，仅向外国游客、本地的有钱人和有闲阶层开放，而是第一次向劳动人民开放。这些建筑，本是用他们先辈的血汗钱、艰辛的劳动和高超的技术修建的。供奉帝王牌位的太庙已变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北京的街道虽然依旧多尘、露土，但打扫得非常干净，看不到纸屑垃圾（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做的第一批工作中，给市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除陈年垃圾堆及整治早已阻塞不通的古老的污水沟)。我刚到北京不久，有一天走在路上，随手把一个空烟盒扔掉，就像我在纽约不假思索地所做的那样。但我回头一看，发现这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路面上唯一的一件丢弃物，于是我马上返身回去，把它捡起来。

　　（摘自《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1965年我第二次去西藏，是乘坐中国的民航班机。从成都到拉萨，用了两个半小时。这条航线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变化无常，所以试飞最初是由空军的老资格飞行员进行的。今天人们舒适地飞行，很容易忘记当年行路的艰苦。到1976年我第三次访问西藏时，已经有两条正规航线了，一条以成都为起点，另一条以甘肃省的兰州为起点。我们来去乘坐的是两条不同航线的航班。在飞机上可以俯瞰地球上最为壮观的山脉和沙漠。飞机是大型的，几乎每天都有定期航班。乘客中有汉族人和藏族人，他们都显得很自如，就像是在乘坐郊区公共汽车。到1985年我第四次西藏之行的时候，已经可以从北京直接飞往拉萨了。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也可以直飞拉萨，这是拉萨的第一条国际航线。我头两次访问西藏还是稀客，因为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访问西藏的外国游客是很少的。现在，来自国外的旅游者从数以百计不断增加到数以万计。他们都是乘坐世界级的巨型客机来的。

　　（摘自《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我成年后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6年。那时中国还很贫穷，但很明显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后来多次访华也见证了这一切。2003年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书时，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都告诉他，我相信中国将成为21世纪的世界超级大国。当时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了。

　　现在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他大国必须与中国合作，才能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全球大流行病、过度开发资源和世界和平。只要大家释放出善意，这些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摘自“携手百年命运与共—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友人”座谈会）

　　只有工作才能创造富裕生活，而且只有具备某些必要条件的情况下，你才能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条件，比如稳定、秩序、和平、安全、强有力的国家治理和长期战略规划。你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比如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工业基础。

　　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成功地创造了这些条件，这就是中国能够发展起来，全面实现小康的原因。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还要贫穷。今天，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年，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中国是第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也很可能是唯一一个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

　　（摘自“携手百年命运与共—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友人”座谈会）

　　漫步在上海街头，会有各种发现非常有趣。上海年轻女性当时的着装，街角各处的欧洲风情的餐厅，咖啡店里谈笑的情侣，陈列着世界级名牌商品的店铺，翻修新的旧英法租界时代的建筑物等，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超越时空，相互交融在上海的街头，城市散发着不可思议的魅力。

　　上海，现在正在开始强烈地散发出流行和新文化的信息。眺望街头景色，我想起了在留学生时期，于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到上海时的场景。当时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较为落后。而上海也是一样，人们穿着“人民服”(中山装)，女性大多是短发童花头。看起来神情忧郁的人们，停滞发展的国有企业，商店里也没有充足的商品，服务员不甚亲切的态度，这些与日本社会有很大的差距，让我很受冲击。而现在，曾经“灰色”的上海，20年后焕然一新，正在变成充满活力动感的现代化大都市，我惊叹于这样的变化。

　　邓小平先生提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80年代从华南地区开始，随着90年代包括上海浦东的开发，长江三角洲开始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现在上海成为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心。市场经济发展壮大，计划经济规模缩小，市场充满活力，物品充足，日企、外企、私企等各类企业在上海追寻着梦想，展开激烈竞争。如，三得利公司6年前投资上海发展啤酒事业，去年获利达到50％以上。三得利通过啤酒，抓住了上海对于流行十分敏感的消费者的心，构筑了独有的销售网络从而获得了成功。位于旧法租界的淮海中路现在是最潮流的地方，是流行最前沿的街区，甚至深夜里街上依然也聚集着亚洲的年轻人，十分热闹。上海实时地向中国各地、亚洲发出流行的信息。“上海品牌”的市场价值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选自《中国情缘：我的人生之旅》中，星屋秀幸于2003年撰写的文章《流行、新文化的发祥地》）

　　在2019年完成拍摄纪录片《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时，伍德通过实地走访、采访亲历者，讲述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与变化，包括小岗村的故事、中国高铁、中国绿色与创新发展以及中国教育等方面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国家整体变化太大了，已经成为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故事。”伍德说，“我所接触的每一个写过邓小平传记的西方专家都认为，市场经济对中国十分有益，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

　　为了拍摄《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他除了在英国、美国采访外，还走访了中国广东、北京、安徽、上海等地。他认为，西方人对今天的中国有很多刻板印象，误解很多。“首先我对中国没有偏见，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会像讲述德国、英国的故事一样，不存偏见。”他说，“其次作为历史学家，我更善于全面地看问题、历史地看问题。”

　　“我去安徽乡下，采访小岗村的农民和他们签下的包产到户‘生死状’；去采访邓小平南方之行的‘首席接待官’陈开枝；去温州与拿到第一份营业执照的女士交谈；站在香港对面的海角上，在如今堆满集装箱的港口讲述深圳的故事。”他说，“这样才能向西方讲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复杂的故事，特别是在教育、科技、环境、商业方面的问题。”伍德建议，中国导演要向西方讲好改革开放这个“伟大而复杂”的故事，拥有自己的叙事方式对中国而言十分重要。中国人需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讲述属于中国的世界故事。

　　（选自新华社对纪录片《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主持人迈克尔·伍德的专访）

　　过去数年间，我曾多次访问中国，见证了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获得巨大成功，数亿人口成功实现脱贫，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强大生机和活力。

　　2018年，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参观考察时，当地四通八达的乡村道路、良好的乡村居住环境、农田里的新型农机，以及“对症下药”的扶贫措施，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最初访华时，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在此后一次次的访华行程中，我看到中国农业不断发展，农村条件不断改善，农民的生活越过越好，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农村参与建设。

　　（摘自《人民日报》“百名外国政党政要看中共”）

　　我非常喜欢乍洞村的田园风光，泥土房的颜色也挺好看的。但是当我进到泥土房中时，我才真正见到了这里的贫困。我无法想象还有人这么贫穷，房子里其实什么也没有，我想要帮这个美丽的山村做点什么。

　　三年多来，乍洞村发生了惊人的变化，2018年，乍洞村人口最少的自然屯—后饭屯还没通上路，人们甚至还得带着镰刀开山找路才能进到屯里。后来我和第一书记谢万举每天来回跑上4个小时去踩点，摸清了山里的地形，找到最佳修路的方案。经过所有人的努力，2020年11月，乍洞村实现脱贫。

　　乍洞村这几年相当于浓缩了本该是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凝聚着所有人的力量。在我看来，其他国家应该借鉴中国这种独特的扶贫模式。与西方政府直接给钱不同，中国不仅仅是如此，中国政府从根本上照顾贫困人口，不仅帮助人们摆脱贫困，而且向人们展示通向未来的方式，给人们未来的希望。

　　（选自央视报道《了不起的中国—“洋助理”亲历山村巨变》）

　　我第一次来中国大约是在1973年的秋天。那时我只记得，中国的年轻人只在发型或者眼镜款式上有些不同，其他方面都很相似。而现在则完全不同了，即便是在中国的小城市，也能够明显感受到巨大的变化。

　　现在在中国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我时常会重访几十年前到过的地方。比如二三十年前，我曾去过河南安阳，当时那里没有高楼大厦，汽车也不多。但几年前当我再次到访，那里的变化让我震惊。而我到过的城市只是中国发展的缩影，如今中国各地都可以看到现代化的公路、桥梁、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大大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这是一项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的伟大成就，许多对其他国家来说难以完成的任务，在中国都得到了实现。

　　（摘自新华社《俄驻华大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俄关系真金不怕火炼》）

　　2018年，我成为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一名机长，并带着孩子定居中国，开启了我们的“中国生活”。从小就知道中国，但从没想过有朝一日能够来中国工作生活。

　　差不多40年前，我因为飞行任务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40年后，我再次来到中国时，看到这里巨大的发展，这在我的国家是无法想象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在向前发展。这真是令人赞叹和敬佩。

　　到目前为止，全球飞机制造主要是在欧洲和北美，还有南美一小部分国家。现在中国进入了这个领域，这是非常有趣的。我很高兴也很惊讶，因为飞机制造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领域，很难做得出彩。但是中国做到了。

　　如今中国开始制造飞机，就像造一座水坝，未来“开闸泄洪”，前景势不可挡。如今定居中国，不仅是住在这里，更是住在未来里。中国就是未来， 一个真正的未来。

　　（选自新华社“洋眼看中国”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