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召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的目标。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党章，再到“十四五”规划和建党百年的任务，“一带一路”都被赋予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昆明的“一带一路”建设也正是以此为使命展开。这不仅是昆明区别于国内其他“一带一路”全球互联互通型城市之处，也是由“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和昆明服务国家战略的特性决定的。

　　从古至今，地处西南的昆明逐渐形成了包容的文化内涵与城市气质。历史上的昆明并非核心城市，但若把我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放在一起看，昆明便是当之无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新中国建立以后，云南是面向中南半岛的前哨。改革开放后，云南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1992年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率先利用地缘优势开启我国的次区域合作进程。进入21世纪后，昆明虽地处内陆，但心向海洋，开放领域扩大至太平洋—印度洋、南亚东南亚以及中东和非洲，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具国际化视野的省会城市。

　　作为地理重叠交汇之处，昆明的内外融通因此被注入“灵魂”。比如，中国正式提出的亚太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东亚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澜湄命运共同体，以及双边层面的中国-柬埔寨、中国-老挝、中国-缅甸命运共同体等都在昆明交汇，昆明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城。可以说，相较于国内其他“一带一路”的重要城市，“一带一路”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城，是新时代赋予昆明的国际IP。

　　内外融通

　　昆明的“一带一路”建设融合了多项国家战略和地方政策。昆明在“一带一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城的建设中，最大成就在于以昆明为枢纽的内外联动性显著增强。

　　一方面，昆明是内外联动的基础。昆明素有“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巴”的美誉。昆明处于亚洲地理中心和五小时航空圈中心，位于东盟“10+1”自贸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圈的交汇点，具备成为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可观潜力。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交叉连接，使得昆明可与“一带一路”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架构更加顺畅地对接。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万象将与昆明连接向两端和四周继续延伸，成为老挝实现“陆联国”战略的重要支撑。泛亚铁路的修建将使昆明成为泛亚交通枢纽，东南亚国家可通过昆明进入中国西部地区，连通第二亚欧大陆桥。这将是一座连接亚、欧、非三大洲，沟通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全球最为壮观的大陆桥。此外，昆明还是长江经济带中联通南亚东南亚外部市场与长江中下游内部市场的重要支点。通过深化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昆厦高铁线路的融合，可吸引周边地区的生产要素集聚昆明，构建内外联通的多式联运体系，推动西南地区与粤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实现均衡发展。

　　另一方面，昆明将推动内外联动的发展。昆明是云南开放要素聚集地与经济增长极，近年来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促进经济增长。2020年昆明经济总量为6733.79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从第17位跃升至第12位。2016年至2020年，昆明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年均增长63.2%，出口年均增长13.9%。云南拥有25个国际口岸，贸易伙伴覆盖全球。昆明可站在更广层面融通贸易伙伴国，广泛开拓中东、欧洲和非洲市场，深化跨境产业链价值链对接融合。昆明获批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已与60多个国家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结算额突破3000亿元人民币。泰铢、越南盾、老挝基普和缅币4个小币种已在区域银行柜台挂牌交易，实现周边国家全覆盖。在此基础上，昆明可进一步推动市场主体探索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结算领域的应用场景，鼓励贸易金融平台发展，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与贸易投资的相互促进。

　　此外，RCEP的生效可以简化海关通关手续，对快运货物、易腐货物等有望实现运抵6小时内放行，提升昆明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盟国家农产品等货物贸易便利化水平。RCEP还可以推动区域价值链优化重构，以昆明为地理和经济中心的澜湄地带，有机会更加深入地链接东亚生产网络与亚欧价值链。昆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首批云南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聚焦生物医药、金属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昆明可坚持依托开放创新与制度创新推进产业创新，在更高层次上融入RCEP区域生产网络。

　　应变将略

　　后疫情时代给“一带一路”建设提出新要求，昆明的内外融通同样面临不少挑战。

　　一是昆明对外开放的主要地区成为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印度、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再度实施严格封锁，跨境产业链、物流链受到广泛冲击，形成周边巨大的“封闭区”，加之云南瑞丽等地疫情反复，内外联通阶段性阻断。

　　二是昆明对外开放的主要地区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地区。美日印澳积极参与和渗透东南亚地区事务，将印太战略的竞争手段落子于澜湄国家。中南半岛国家未来参与“一带一路”次区域合作时更加谨慎，昆明发展内外联通的步伐或受影响。

　　三是昆明对外开放的主要地区安全风险骤增。缅甸自今年2月以来陷入政局动荡，近期阿富汗塔利班再次执政引发南亚和中亚局势的混乱。这威胁到相关国家的疫情防控、经济复苏、互联互通和市场信心，对我国开展的经济走廊项目建设与市场化运营造成不利影响。

　　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因时应变，提出人类健康卫生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断为“一带一路”注入新的使命，如将“一带一路”打造为复苏之路、合作之路、扶贫之路、健康之路、生态之路、绿色之路等。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战略支点，昆明在助推沿线国家抗疫合作、经济复苏、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肩负更大责任。由此来看，昆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存在巨大的张力，需要唯变所适，突破困境，变通发展。

　　蓄势待发

　　后疫情时代，昆明需要做好发展战略创新，蓄积新一轮内外融通的能量，加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核心竞争力。

　　建设有世界观的城市。昆明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城建设，需要有明确的世界观和区域观。目前，北京和上海具有相对明确的全球视野和世界观。重庆、深圳、青岛等城市也快速成为“一带一路”的全球互联互通型城市，国际意识迅速崛起，正在成长为有世界观的城市。尽管昆明在整体硬实力上还不是很强，但可以在国际观上多下功夫，增强城市软实力，带动自身内外融通发展。

　　建设有重点战略布局的城市。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国内一些城市主动铺开内外融通的战略布局。比如，南宁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形式形成了面向东盟的战略布局，是比较典型的地区性互联互通型城市。重庆虽然深居内陆，但已借助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形成全球互联互通型的发展布局。昆明经过多年的建设，形成以澜湄合作为核心、内外融通的基本架构。昆明可以继续以澜湄大通道作为长期抓手，与国内区域发展形成更紧密的互动，连接地区和全球，争取融入亚欧价值链。重点在这条大通道上建设智慧城市网络、物流大通道、粮食大通道、产业大通道、绿色大通道的中心城市。

　　建设有国际文化IP的城市。昆明可以进一步提升自身软实力，成为澜湄地区的文化高地。未来可着力打造三个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科研与人才培养中心：第一个是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中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了解外部地区合作，需大力加强区域和国别研究。昆明高校众多，在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等领域的研究全国领先，可加大建设全球性的区域国别学中心的力度。第二个是地区教育中心，尤其是汉语推广中心。汉语教育和推广是今后几十年中国做好国际传播的重要手段。昆明对外辐射面广，可以通过产学研模式，开发快速学习汉语的软件和模式，让更多外国人快速掌握汉语。第三个是生态文明中心。昆明今年年底将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可顺势打造中国-东盟层次的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中心，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促进生态文明国际交流，增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城的生命力。

　　翟崑：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研究中心主任；薛紫臣 原瑞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腾讯“一带一路”大数据创新实验项目课题组成员